到目前为止，上海成为非典疫区中的一块“飞地”。上海市民良好的防范意识已被广为肯定，我们不得不说上世纪80年代“甲肝”的大流行让上海市民得到难能可贵的危机教育。

　　本刊记者郑作时发自上海

　　5月5日，上海宣布新增四名输入性非典病人并且公布了他们的情况。四病人为来自北

方地区的两对夫妇，在4月下旬到沪，接触相当广泛，其中一对还曾经坐火车到过浙江和江苏旅游，在“五一”期间因不适而到上海医院就诊，当即被确诊为非典患者。在沪期间第一对夫妇有42名直接接触者，63名间接接触者；第二对有52名直接接触者，118名间接接触者。

　　如此大的接触面无疑相当于启动了一台病毒播种机，很快一大批可能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员被强制隔离，上海的气氛因此在“五一”后骤然紧张。5月8日，上海发布了防非的第二号通告，较之前出台的第一号通告要严厉得多，通告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瞒病不报者和在采取相应医学措施上不与政府合作者须负法律责任。

　　防备的升格不仅来自政府，更来自民间。“五一”后，很多写字楼开始使用出入证，明确规定非常住人员不能进入，与本楼人员的工作会议只能在楼下大厅进行，送水工、邮递员都不能进入楼内，相关物品由物业管理公司代为转交。

　　上海市政府关于防非典的相关规定不仅被执行了，而且很多地方是被超规格地执行了。以饭店业为例，虽然实际的入住率低至20%甚至于个位数，但有不少饭店内部规定对疫情高发区的客人以客满为由婉拒。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来沪的一些香港客人投诉，上海市政府的负责人不得不在答记者问时专门对此作出解释。

　　民间的这种高度防备有一定的历史渊源。1988年，上海爆发“甲肝”大流行，现在30岁以上的上海人都对此事记忆犹新。“10户人家至少有一到两名患者，”一名40多岁的上海居民对记者这样回忆，“医院住不下了，最后居委会的车棚都被改造成临时隔离病房。”上海在这次非典防治中经常出现了三级防治体制就是那次“甲肝”流行的遗产。

　　这种遗产还体现在个人的传染病防范意识上，最充分的表现就是上海前两名被发现的非典患者的自我隔离意识—上海市政府在公告中称这对感染的父女中的女儿从南方回沪以后因为感到不适，几乎没有与任何人接触就去了医院，因此没有留下多少接触人群。在记者周围的上海籍人群中，从4月开始起大部分家庭聚会自动取消；出外旅游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接触了疫区来沪人员而实行自我隔离的也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上海市政府对后四名输入性病人的不满溢于言表。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彭靖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这四名病人的病情时称：第一对夫妇中的妻子在4月24日发烧，丈夫4月27日也出现发烧症状，但到5月2日才就诊被定为疑似；第二对夫妇25日发病，29日就诊，发病后不去医院，直接服药；其中有一对夫妇还是在原住地同一楼内出现非典病例以后才来上海的。彭靖接下来还警告疫区来沪人员在出现症状以后不要存侥幸心理，应迅速去医院就医。

　　无疑，政府的这种态度将与民众形成更进一步的互动，使上海市民与疫区来沪人员的接触变得更为谨慎小心，无形之中这将建立口岸、公共场所之外的第三道防线。

　　现在还不能确定上海能不能防住非典，有一种意见是，上海将于5月22日进入非典的爆发期。但无论上海是否爆发非典的大规模流行，它将成为一个样板是肯定的。

　　首先，上海在国内属于防止非典进入最好的地区。在非典的混沌期，政府和民众防范还不严密的时候，上海很幸运地没有出现大规模非典流行，直到全民被动员以后才陆续发现病例的输入。上海有中国最强势的政府，它的动员能力和由“甲肝”留下来的传染病防治网无疑也使上海具有强于其他城市的自我防护能力。

　　其次，作为“甲肝”的另外一份遗产，上海市民面对传染病时的自我防护意识也属一流。如果情况最终得到证实，上海市民应该感谢首位非典患者的自我隔离意识。

　　决定上海将成为一个样本的重要因素，是上海在不能完全切断传染源的情况下对非典的防范措施是否有效。上海虽然采取了严格措施，但却不可能完全切断与疫情高发区之间的人流和物流。在这种前提下，上海在非典防治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值得被记录。

　　如果上海最终没有爆发非典的流行，那么这些都将是构成奇迹的细节，一个特大型城市就是靠这些细节躲过了一场灾难的袭击；如果疫情不幸相反，这些细节将构成科学上的一种“不可能”，正是对“不可能”的排除帮助人们最终确定了通向成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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