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让我们勇敢一点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7日09:25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采访缘起：5月9日下午两点半，潘大夫穿好厚厚的隔离服向SARS病区走去。她向我做了一个“V”字型手势，便去看望她的病人了……

　　潘轶竹，女，27岁，北京安定医院心理医生，中国共产党党员。

　　她面对SARS，表现出来的勇敢、笃定和工作时的激情，让我的心灵在采访过后的几天里一直被深深震撼着。

　　 “潘大夫来得非常及时，这对我们治疗病人有很大帮助”，天坛医院非典病区护士长如是说。

　　 “这里的每一个病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不排斥任何人，还要尊重他们。由于有些病人焦虑的情绪比较重，还有极个别有自杀倾向，所以我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虽然工作有一定难度，但我坚信能帮他们闯过难关。”潘大夫微笑着对我说。

　　心理不同于思想。人的心理没有对错，没有雅俗。

　　人与人之间只有远近、喜厌和爱恨，不存在谁是谁非。

　　心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的生理基础和外界刺激无时无刻地影响、改变、并形成或结构人的心理。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中，北京人经历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历练。有些人，生理上的疾病治好了，但心理上仍存阴影。这时，就需要心理医生旁征博引解决难题。

　　有人说，心理医生不是医生，而是学者。

　　于：您什么时候被派到非典一线的？

　　潘：5月5日。安定医院派出了16名心理医师到北京市非典定点医院，为SARS病人做心理疏导工作。我被分到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这个医院里有3支医疗队，分别是天坛医院、望京医院和朝阳医院。因为3个医院共属一栋大楼，所以3个病区的SARS病人全由我一人做心理治疗，一共113人，工作量很大。

　　于：家里人对您上一线有什么感想？

　　潘：父母早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了。他们都支持，每天打电话叮嘱我做好防护措施。但每天在电话里，说得最多的是我安慰他们的话。爸妈在这时候像个小孩子，我得哄着他们，让他们放心。

　　于：对于也许要用生命为代价的工作，您当时有没有可能不来？

　　潘：我们医院最初有一个自愿的报名活动，我就参加了。我年轻，体力好，业务好，又是党员，没的说，肯定是要来的。当初医院说建立一个SARS小组，专门解决病人的心理障碍问题。但后来得知一个SARS病人因极度恐慌而跳楼，所以我们就马上进驻到了一线！

　　于：到一线之后，您的心理治疗活动是怎样开展的？

　　潘：我们16个人进驻到16家医院，一人一摊，没有互相商量的余地，所有工作的开展全要靠自己。第一天进入病区以后，我先和那里的医生护士见面，了解大致情况，然后在脑子里设想出一个工作计划，后来我借用院办的电脑，做出一个统筹表，又写了一封致患者的信，给自己排了一下班，就正式走马上任了。

　　潘大夫仅用一天时间，就制定出了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第二天便投入到了工作中。照她的话说，在这么紧迫的情况下，不能有半点耽搁。她每天安排自己与SARS病人谈话6小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于：直接和SARS病人接触，您心里有压力吗？

　　潘：肯定有压力。每天一要进入污染区，看到那个SARS标志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自己有些憋气，会不自然地心跳加快。其实这就是一种轻微的焦虑。但是工作起来，就没功夫想紧张不紧张了。

　　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医生也会说，你这个心理医生敢不敢进去啊？对病人的帮助能有多大？毕竟他们觉得心理医生和普通给人治病的医生不一样，心里也没底。再说咱们国家以前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心理医生介入治疗的事例。

　　于：您感觉心理医生进驻到非典一线，对病人最直接的帮助是什么？

　　潘：首先我必须肯定，上级安排这项任务是非常正确的。这几天工作给我的感觉就是SARS病人很孤独。SARS的治疗包括身、心两方面，而住院的病人渴望与他人交流。有的病人住在单间，报纸、电视什么也没有，他们心里很寂寞。而且普遍的病人，都存在着心理上的压力，由于传染性强，他们不可能找人交流。所以每到我出诊时，患者都表现得有些兴奋，说总算有人能和他们说说话了，他们都快憋死了。每次谈完话，他们也急切地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再来。

　　于：谈话的内容都包括什么？

　　潘：首先要了解他的病情，问问他最近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烦恼？再做一些调查。由于这场传染病太突然，医院不可能一下把所有设施都配备齐全，所以病人产生情绪上的狂躁，我们都要理解。

　　于：给SARS病人做心理治疗，你们保持什么距离？

　　潘：院里要求，要保持一米以上距离。但对于心理学来说，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医患关系不明确。我是希望距离越近越好，说话越多越好，甚至要坐到病人身边会更好一些。

　　于：医院对你有什么要求？比如防护方面。

　　潘：我们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好的。里面是“刷手服”（用来吸汗的），一层手套，一个N95口罩加防护眼镜。一个连脚带头套的防护服，再带一个16层的沙布口罩，一个帽子，一个一次性口罩。外面是医用绿色口罩，一个背后系带的布隔离衣。脚套，穿上胶靴，胶靴外面有防护塑料袋，一直缠到大腿，底下还有一个三层鞋套。我第一天到这里时，因为不适应，在穿防护服的过程中就已经大汗淋漓了。我就像个棕子，包得特别严实。等工作完，从里到外全湿透了。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几小时可以不上厕所，其实哪用上厕所啊，液体都随着汗液排出来了。

　　于：有没有突出的病例？

　　潘：在朝阳医院，有一名31岁的女医护人员在工作期间感染上了非典，她病情高峰期喘憋得很厉害，无法呼吸。你想，人要是潜水，自己憋气，肯定受不了。她由于老是那种状态，脑神经便产生了一些躁动，情绪十分不稳定。我对这样的病人就要格外关注，沟通得也比其他病人多。我对她说，等她出院以后，我还要去她家里做客。这样她就会觉得自己有希望，因为我给她安排了出院以后的事情。

　　这样开导，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她在心理上有好转，而且现在观察，她的确稳定了许多。人最脆弱的时候，往往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如果这时候能有一个正确的导向牵引着他走，就最好了。我想我工作的目的也在于此。

　　心理学上有一个典型的寓言，说把两只羊分别关在两个不同的笼子里，喂同样的饲料，他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一个死了。后来做了生理解剖，发现它很多器官都已衰竭，而衰竭的原因是它长期处于恐惧状态，而且不能逃。

　　恐惧在出现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些影响本身很正常，问题在哪里？不在于出不出现恐惧，而在于出现恐惧以后怎么对待。

　　我对病人说，心情不好就释放出来。说不定咱俩换个位置，我还会骂人打人，比你更厉害。

　　于：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吗？

　　潘：因为一个人在这里，所有制定计划、安排治疗都是我一个人。不可能找别人商量，所以这方面压力比较大。这不像以前工作，领导安排的事情，你做好就行。在这里，全都要靠自己。还有因为SARS病情的特殊性，很多心理治疗的其他方面我不能开展，只有在各方面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给病人做心理治疗。另外，心理治疗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我就怕有的病人太过一时冲动，造成不好的后果。我现在真是用尽九牛二虎的力气了，希望大家都能坚强一点。

　　于：这样特殊的工作，对你自身有什么意义？

　　潘：是一种“开拓性”。对于我来说，这项工作是非常大的一次锻炼机会。这里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我发现自己的脑细胞都是动起来的，这种感觉很充实。在一张白纸上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计划，是一种自我价值最好的体现。

　　另外，病人需要我。我被他们认同的这种欣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而且，国家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派我到最前线，我感到特别自豪！

　　于：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你想对大家说点什么？

　　潘：应该保持合理的生活秩序，完全没有必要让SARS占据你生活的全部。你可以在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之余，保持合理的生活秩序，譬如可以继续正常的工作，可以看几本平时想看却没有时间看的书，可以听听音乐，看看电视连续剧，与家人、朋友多多沟通，做一些适量的运动。不妨把SARS时期当假期，计划、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相信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于：还有一个月您才能退出抗非典一线，对自己有信心吗？

　　潘：当然有（笑）。

　　潘大夫笑了。其实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么灿烂的笑容一直挂在她脸上。她穿着睡衣，声音沙哑地和我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她的嗓子早在这几天的治疗中说哑了。

　　采访中，我感觉她的态度、言语都是非常谦和的。就如她所说，心理治疗，也许谈话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方法。一个很温和的方式，有时候是至关重要的。

　　采访结束后，她那瘦小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可她在我的脑海里，却越来越清晰。

　　随着政府防治非典力度的加大与北京市疫情的逐渐下降，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面对这场灾难，多了的那份理性与坚强，是与潘大夫这样的人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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