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第三例非典患者直面病魔18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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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7日10:15 武汉晚报 | ||||
董先生是武汉市第三例确诊病人,也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例确诊病人。5月14日,在与非典病魔进行了18天的殊死搏斗后,医生终于为他撤除了呼吸机。 昨天傍晚,这位善良、坚强、有强烈责任心的西北汉子,接受了本报的独家电话采访。确诊前夕,我已经意识到了 4月20日,我正在北京出差,就感到人不舒服。因为我平时身体很好,感冒喝一碗水就可以解决问题,也就坚持着成天忙这忙那,根本没有在意。 我和公司的同事是自己开着车到北京的。开车回汉时,22日途经郑州,我就感到更加难受,但并没有感到发烧。同行的朋友们送我到医院检查,一量体温:39℃。我们都怀疑体温表在量了前一个病人后,读数没有甩下去,又查了一次,还是39℃。再查血象,血象却升高了,这不符合卫生部制定的高烧、血象不升反降的“非典”判断标准,于是我被排除了是“非典”。输了液,就休息了。 23日上午,我们回到武汉,我当时意识到,我是从北京回来的,不管是不是“非典”,都应保持一份警惕。因此我要求朋友们直接把车开进了一家大医院。 住在这家医院的观察室,我的血象仍然是升高的,但高烧用药退下一会就又起来了。我不断地给我的管床医生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已经开始将自己的病往“非典”上靠了。 25日,我被送往传染病医院,两天后确诊为“非典”。我躲医生护士,他们不躲我 住院前,我了解到的最恐怖的消息就是,广东有大批医护人员感染,而且有医护人员死亡,而且非典是通过近距离传播的。 我一方面希望医生能治好我的病,另一方面,我觉得有责任保护医护人员。我得了,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应该承受。因此,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成天不说话,我怕说话出现的飞沫让医护人员感染。传染病医院的护士和医生了解了我的想法后,总是千方百计地逗我说话。他们说,一个人闷着是会闷坏的。 得了非典,我的呼吸很困难。呼吸机就是用很大的压力将氧气压进我的肺里。呼吸机的机械运动和我的呼吸是不同步的,这是难受之一。呼吸面罩罩住了鼻子以下的地方,为了防止漏气,还要用带子紧紧捆在面部。内外都非常难受。 热爱生命是每个人的天性,我渴望着能配合医生战胜非典,我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18天上呼吸机,我忍受了下来。我常想,医护人员这么努力,朋友们和家人都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医护人员也是同样热爱生命的啊,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医生护士的身份。但他们在抢救、治疗和护理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只有责任。 护士们给我擦澡,我说:“不擦也行啊”,我这样说,只是希望医务人员少一次感染的机会,但她们没有一次听过我的。在这里住院的日子,我将没齿难忘。 为了自己有足够的能量,我总是强迫自己多吃一些。刚来时,吃个包子,对我却是一种折磨,哪怕喝一口粥都喘得不行。现在吃两个包子都很轻松了。 我感谢武汉的医生护士,他们给我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和护理。我感谢武汉的朋友,他们对我尽了朋友和家人的双重责任。我感谢武汉的书记市长,在我病重的时候,送来了亲笔签名的慰问信!是男人,就要自己承担起责任 住院和后来的转院,都是我武汉的朋友们为我操持的。他们还应我的要求,向我远在西北的家人封锁着消息。我是一个男人,男人有些事是必须自己承受的。比如这次患上非典。我不能让家里的女人孩子为我提心吊胆。这对最亲的人,也是一种保护。 我武汉的朋友们一直承担着本该由我家人承担的重任,他们打电话来开导我,安慰我。直到我的病情出现了危险,朋友这才觉得必须要让我的家人知道,才给西北打了电话。 我最庆幸的是,我脱离呼吸机两天了,感觉像换了一个人。而且与我曾密切接触过的人全部解除了隔离,他们没有一个人感染! (记者 田巧萍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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