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刻，当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城市居民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数量庞大、流动性较强的特定人群，民工们同样存在感染非典的危险。

　　游离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干的又多是脏累的杂活，住的是破旧简陋的房屋，收入水平低、卫生条件差，极易感染疾病。由于流动性强，一旦感染，势必会给整个疫情的防治带来新的压力。

　　那么，抗非中，他们的现状究竟如何？

　　快报记者连续多天在他们中间深入采访———

　　他们对非典的认识仅限于口罩

　　这天是5月12日。民工刘师傅正在锁金村一个普通的小区门口的河对面。

　　他四十岁的年纪，皮肤黝黑，正忙着砌砖。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安徽人，最近一个月的任务就是给这条长400米的小河两边砌上围栏。

　　说到非典，刘师傅停下手头的活，拍了拍手上的灰，在裤子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口罩，说：“包工头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口罩，可是什么也没讲。”

　　当记者再问他关于预防非典的一些基本常识时，他只是呵呵地笑。当记者问他在什么场所应该戴口罩时，他答非所问，说：“工作时，我们也不可能戴啊。”

　　刘师傅对非典的认识仅限于口罩。

　　而当天距南京首例非典疑似病例的出现已近半月，南京的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例共11例，全国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例则达7489例。

　　有一件事更能说明民工的防非意识。

　　就在这天上午，20多名民工在南京兴隆通江路上的一处隔离区旁边干活，却无一人按规定戴口罩。南京建邺区兴隆中队执法队员发现后，当即责成民工们戴口罩。不料，当民工负责人拿出一批新口罩时，大家面露难色。原来众民工都不会戴口罩。在执法队员示范下，民工们才掌握了戴口罩这门“技术”。

　　像这样的民工在南京无处不在。车站、码头、工地、大街小巷……然而，他们中绝少有人采取防护措施。他们对于非典多少也知道一些，但对于非典如何传播、如何防治，则几乎一无所知。面对记者“你们就不怕被传染”的发问，他们往往会拍着胸脯，自信地反问：“你看我们的样子，会得病吗？”

　　这一切都是在防非气氛一天浓似一天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南京市民疯狂采购口罩、消毒液、中药、体温计等防非物品，各级政府反复强调“防非形势严峻”。

　　但许许多多的民工依然维持着以前的原生态。对他们而言，干活——拿钱，仍是再直接不过的生活目的，也是他们与雇主间最简单的联系。他们不愿去了解更多有关非典的知识，一方面是文化程度所限和条件所限，另一方面，他们总是觉得非典似乎离自己很远很远。刘师傅的话颇有代表性，“电视很少看，不过报纸还是偶尔看看的。知道南京现在非典挺严重，不过，我们这里应该不会传染非典吧。”

　　他们的居住环境依旧脏乱

　　一排两层楼的建筑，一楼是各种经营户的门面房，二楼则居住了很多外地打工者。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十几名工人将其塞得满满的。这是记者昨天下午在后宰门西村看到的一幕。

　　房间的窗户上，挂着洗好的衣服，脸盆、生活用品散落了一屋。而在楼里，所有的水龙头通通设在走廊里，地上溢着脏水，走廊上晾着鞋子、衣服。记者问他们有没有对房间消过毒。

　　“消毒？”他们一脸茫然。

　　而为了便于干活，刘师傅就在小河边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栖息地———一个用帆布和木板搭起的简易工棚，面积不过十几平米，里面一张木板拼凑的床上放着一床已经分不出颜色的被子，地上湿漉漉的，洗好的衣服就挂在宿舍里面，不停地往下滴水。

　　记者问：“有人给这里消毒吗？”几个正在忙活的师傅抬起头，笑着说：“没有。”

　　还有一件事。5月1日，南京市疾控中心去福鑫大厦的地下室里消毒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00多名民工竟然拥挤在闷热的地下室，当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感慨万分：“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得非典也要得其它的传染病了。”

　　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存在于这一个地方。

　　几名负责为一家大商场下货的民工告诉记者，他们与商场的关系很简单，为商场劳动，然后拿工钱。对于他们的吃、住，商场也从来不过问。他们通常是居无定所，哪里能住就住哪。

　　据了解，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严禁施工人员居住在通风不良的环境里，凡居住在地下室的施工人员必须立即搬出，每间房屋居住人员不得超过15人，每人床铺面积不得少于2平方米。工地必须每天对施工人员进行体温测试，并作好记录。每天对居住和饮食环境进行两次以上的消毒措施，对餐具要及时进行消毒。工地配备专职卫生监督员，负责对工地防疫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北京如此，南京呢？

　　他们在抗非中的流动让人心忧

　　在采访刘师傅时，记者问：“现在南京非典闹得这么凶，你们没回家啊？”刘师傅的回答很简单：“还没到时候呢？现在离农忙还有一个星期，到时我再回家也不迟。”不过据他说，3天前，他的两个老乡已经回家了。

　　昨天早上，记者在孝陵卫遇到两位来自安徽淮南的民工，他们当时正背着两蛇皮袋行李在站牌下等36路车，准备去火车站乘车回家。

　　闲聊时，他们告诉记者，最近一阵子非典闹得凶，加上农忙季节也要到了，他们在马群某工地干完一桩活，和包工头结完账后，就忙着回家了。“要死，也得和家人死在一起。”这是他们挂在嘴边的话。记者问他们，这样随随便便就回了家，也没有人管吗？对于记者的这个提问，他们显然觉得很诧异：“只要拿到了工钱，我们想走到哪也不会有人管，就算想管，也管不了。”

　　民工的来去自如，对预防非典极其不利。

　　中国卫生部疫情分析组的专家日前在对全国“非典”疫情的人群分布特点进行分析后指出，要防止民工流动把疫情带到其他地方。而农业部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的跟踪调查表明，去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地方就业人数已超过9400万，这9400多万名农民中，绝大部分为跨省、跨县流动。这些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加上随同外出的2000多万非劳动力，使全国流动农业人口已超过1.2亿。

　　南京究竟有多少民工？这个数字谁也说不清。从南京市劳动局有关“外来人员就业证”的登记情况来看，2002年一年，共登记了90298名，其中新办证人员就达到76082名。而这个数字还不能反映全市民工的总数，因为不能排除更多的民工在南京市工作，却没有办理“就业证”。

　　他们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重要建设者，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然而，他们为南京的各个单位打工，但不是“单位人”；他们居住在南京，却不是“社区人”；他们存在于我们身边，又很容易被忽略。他们始终被笼罩在SARS的阴影下。

　　他们的心理状态更需关注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注意个人卫生的现象在民工中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疾病袭来时，他们首先想到“逃离”。因为，在这所城市，他们找不到归宿感。或者说，非典更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

　　一位农民工坐在工地上，神情黯然地告诉记者：“现在我们上了公交车，其他人离我们起码有2米远，有些人还要皱着鼻子，说一句‘脏死了’，脸上的表情很难看———搞得我们像真的得了非典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反而不怕了。反正我们戴不戴口罩，他们都躲我们，我们又何必在意他们呢？”他们内心非常渴望能和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城市真正融合。“有时，就算别人向我们很友好地问路，我们都会很高兴。”

　　在农村，他们已经算是半个“城里人”，在城市的打工生涯让他们很难再依附于土地而生活；在城市，他们又只能算个“农村人”，缺乏保障、疏于管理，甚至在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

　　对于农民工现在的生存状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周院长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进入了这个城市，可这个城市却从来没有真正接受他们。如果说在平时的生活中受到的排斥还可以忍受，那么在这种整个社会都因为非典危机而变得脆弱的情况下，民工被排斥在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之外，就更容易导致他们心理防线的崩溃。所以他们才会说‘死也要和家里人死在一起’。因为这里不是他们的家。既然没有‘这个城市一分子’的感觉，那他们也没有必要融入整个城市的防非体系中去。其实，即使没有非典，遇到任何一种波动，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人群。”

　　服务与管理，不是控制与限制

　　抗非中民工们的现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保障问题。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对城市居民的保护更明显一些，而针对民工的部分很多还存在空白。简单说来，民工劳务合同不在劳动保护范围内。民工输出地政府因本乡农民赴外打工，超出管辖范围，想管管不着，民工输入地的政府不了解和掌握民工打工的情况，想管而无力管。然而，在这些民工的印象里，除了签合同的“甲方”，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对他们形成约束的部门。他们自由流动，工资是唯一的牵制。在这场危机中，政府可以通过强行限制来暂时应对，可是对于外地人口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依然是一个空白点，这个空白如果不被补上，依然不会形成外地人口和城市人口共同的社会责任感。

　　而且这种控制与限制的手段也值得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流动社会，民工的流动性本就是民工存在的一大特点，政府应该借SARS危机提升管理流动人口的能力，这种管理，应该是服务与管理，而不是一味的控制与限制，特别是要在民工的权益保障上有所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聪明的人应该善于从危机中学到一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典也提醒了我们。”周院长总结说。快报记者郝倩，实习记者杨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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