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典防治中违反防治法现象的对话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9日08:59 河北日报

　　面对非典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全省上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万众一心，迎难而上，进行了艰苦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共同谱写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交响乐。但是，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个别群众对于政府和社会抗击非典的有关措施不理解、不支持、不合作，影响了一些地方的非典防治工作。对这类现象应该怎么看？它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围绕这些问题，日前，记者与省法学学会理事、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南振兴，省社科院社会发展所原所长、研究员李澍卿进行了探讨。

　　违法行为害人害己害社会

　　记者：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个别群众对于政府和社会采取的有关措施不理解、不合作，这种现象虽然只发生在个别地方，但已引起了广泛关注。最近媒体连续报道了有关事例。比如5月17日新华社报道，长春一家族由于其部分成员拒绝流行病学调查，失去了对密切接触者的最佳控制时机，导致其家族在长春的17人被隔离，其中7人为临床确诊非典病人，3人死亡，另有与该家族有过接触的200余人被隔离。本报5月16日也报道，雄县法院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暴力妨害非典防治工作的案件进行公开审理，有6人分别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在其他媒体也能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案例。对于这类现象的出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南振兴：从专业的法学视角来看，这种令人痛心的与抗击非典相悖的行为是一种“异态行为”。它实质上是一种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非法行为。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阻碍非典型肺炎的行为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故意传播非典病原体行为。这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违法行为。二、过失传播非典病原体行为。这种违法行为与第一种的主要区别是违法行为人主观过错状态不同，前者为“明知故犯”，后者属于“过失所为”。三是妨碍防治非典公务行为。其表现是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检疫、卫生、医疗等人员为防治非典依法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四、隐报疫情行为。即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21条规定的疫情报告义务，发现非典病人或疑似病人，知情不报。

　　上述四种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构成犯罪的行为，如个别非典患者，在明知患此病的情况下拒绝隔离治疗，传染多人的，就可根据《刑法》第114、115条第1款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处罚。对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法采取的预防、控制非典的措施，造成非典传播或有传播危险的，可以妨碍传染病防治罪惩治。对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违法行为，虽未构成犯罪，也要予以行政处罚，并要让其承担经济赔偿等民事责任。

　　李澍卿：一些群众对非典时期政府采取的一些必要措施不理解、不配合，仅从道德层面上讲，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其后果是严重的、多方面的：一是危害了自己、家人的健康，可谓是害了己。二是危害了社会广大人群的健康，首先是不知情人员与其近距离接触时受到直接伤害，其他未直接接触的人也在受着潜在的威胁，使人们失去安全感，可谓是害了人。三是妨碍了政府和相关机构的防治工作，不仅扰乱了特殊时期的社会秩序，增加了防治工作的难度，而且向非常时期政府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削弱了全社会抗击非典所不可缺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为什么会发生犯法行为？

　　记者：有时候我们也奇怪，有些人为什么不配合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工作，明明有病还要到处跑，明明有被感染的可能，还要拒绝检测和隔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李澍卿：有些人是因为愚昧和无知。你可以分析一下，对政府防治非典工作不配合的人，往往文化素质不高，平时也不看报纸和电视，他们不知道非典可防、可治，也不知道防治非典的科学知识，不理解实施检测、隔离等措施的必要性。一旦非典来临，便陷入极度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做出不理智、极端的行为。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缺乏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感，极端自私。一心只想着自己，丝毫不顾及别人和整个社会。

　　南振兴：法制意识的淡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虽然1989年就颁行了，但部分公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很长时间以来都不知道有这样一部法律。另外，受几千年重刑法轻民法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很多人对《刑法》很重视，认为这是“硬法”，而对诸如传染病防治法之类的行政、民事、经济和社会类法律，多认为无关痛痒，是可遵守也可不遵守的“软法”，违反此类法律，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处罚。他们没有认识到，传染病防治法其实是一部事关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基本法，违反此法，不仅要承担行政、民事责任，而且要被判处罚金、拘役、有期徒刑直至死刑。

　　还有的人对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有误解，认为有病不看是公民的自由，认为隔离侵犯了自己的人权。他们没有认识到，法律保护的是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当个体利益、地区利益和群体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相冲突时，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某些个体利益、地区利益和群体利益。在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更需要强调这个观念。

　　记者：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一些人对政府和社会防治非典的工作不配合，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工作也有关系。比如有的干部工作不细致，缺乏足够的耐心，态度和方法比较生硬，可能会造成一些逆反心理。这虽不是主要原因，但也值得注意。

　　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

　　记者：要减少直至避免个别群众在防治非典过程中的不配合现象，恐怕还是要两手抓。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

　　南振兴：是的。从法治来说，也要着重抓好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大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的宣传普及力度。让大家正确认识在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增强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对于极少数阻碍非典防治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其中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从重惩处。法律的这种“惩罚性”是保障依法防治非典的关键。违法行为如得不到应有的惩治将会引发违法犯罪的“羊群效应”，进而伤及法治的“根基”。依法从重惩处阻碍非典防治的违法行为，对受惩处的违法行为人和社会公众均是一种深刻、生动的法治教育，它会从“惩罚”的后果反向矫正上述违法行为。

　　李澍卿：在德治方面，要着力强化公民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力度。要研究如何让偏远的农村、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和平时接触不到多少大众传媒的人，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有关防治非典的知识，了解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的防治措施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从而使他们更好地消除恐慌心理，理解和支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工作。

　　记者：从干部这方面说，要强化无情措施有情操作的观念，越是形势严峻，越是困难，越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越要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只有法治、德治双管齐下，大家共同努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个别群众的不合作现象，取得防治非典的最终胜利。本报记者吴忠华吴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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