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武汉人心中的洋厂长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0日09:52 武汉晚报

　　武柴最勤奋的老黄牛2003年4月17日，远在德国的威尔纳·格里希辞别了人世。“格里希走了，武汉少了一位老朋友。”曾经负责引进格里希的原市外事办副主任哈尚文，昨日叹惜不已。格里希到武汉柴油机厂当厂长，第一件事就是严抓质量和管理。一次，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格里希将几只成品汽缸摆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他从汽缸里面抓出一把铁砂：“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这个倔强的老头从副厂长、车间主任到当班工人，一路打破沙锅追问到底。李云中昨天忆起格里希时感叹：“他在武柴绝对是最勤奋的老黄牛！”1985年，格里希当厂长期间，李云中是他的德语翻译，当时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但刚陪65岁的格里希工作时，李云中的身体很吃不消。格里希每天早上8点准时到厂，召开中层干部碰头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小时。会上，他最反感有人用“大概”、“好像”来回答他。开完会，他让干部们各自忙去，自己则到各车间转，他一道一道工序检查，有时还对工人亲自示范。中午，他只休息片刻，又到处巡视，每到一处，他总能挑出毛病：车床用完了，上面的铁屑为什么没有清扫？工人为什么将成品随手一丢？每天黄昏，格里希都是电灯亮了才下班。在格里希任期的两年内，武柴的劳动纪律明显加强，产品质量显著提高。1986年，武柴产柴油机开始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创汇超百万美元。饭店的早餐太贵了！和格里希共事过的两名翻译——李云中和李璞都认为，格里希生活上绝对没有一些西方人的傲慢和固执。格里希在武柴当厂长期间，住胜利饭店，按政策，他在武汉的吃住行都由我国政府负担。但他主动提出：早餐不再在饭店吃了，因为太贵了。他每天让武柴食堂的师傅将馒头炸得焦黄，抹点自己带的黄油当面包吃。格里希从武柴卸任后，1992年还回到武汉，给武汉液压机械厂牵线搭桥。该厂条件很差，在食堂里隔了个单间，安了个空调，专门招待他。出于礼貌，厂方中午做了十几个菜，并叫上厂里各部门的领导作陪，老格当时就对厂方郑重其事地说：“我一个人没必要这么多人陪。”以后，他的中、晚餐都是三菜一汤。李璞回忆说：“老格最喜欢吃的居然是油炸花生米，他说能治便秘。”采访记者王震格里希最后一次来武汉，是2000年6月，这年，他80岁了。他老了，乍一见面，他当年的翻译都有点认不出他了。后来，老头每年给武汉的朋友寄贺年片。接到格里希最后一封贺年片，是在去年圣诞节。令市外事办同志奇怪的是，贺年片是由格里希的夫人代劳，而且贺年片上还特意提到老格腿伤了，已卧床不起。市外事办很快给他发了一个慰问函，希望他早日康复。不久前，市外事办接到国家外国专家局的电话，格里希过世了。惊闻噩耗，李宪生市长向格里希夫人发去唁电，代表市政府和全市人民表示沉痛哀悼。采访记者王震格里希的三件宝没想到可爱的倔老头已经辞别人世了。昨日上午10时，52岁的蒋学信师傅正在武汉柴油机厂大门口与人聊天，从记者口中闻知格里希已辞别人世的消息，一下子愣住了。“他是个非常严格的领导，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蒋师傅这样评价格里希。他说格里希身上总带着3件“宝贝”：手电筒、白手套、游标卡尺。手电筒用来查看产品的内部构造；游标卡尺用于检测产品尺寸是否精确；戴白手套则是检查柴油机汽缸内是否清洁。这3件“宝贝”让许多工人“吃尽了苦头”。“今天迟到不罚款”在工友们眼里，格里希非常严格，不讲人情。但今年50岁的蔡启明，始终记得这样一幕：1985年冬的一天，江城突降大雪，许多职工都因交通受阻迟到。在平常，这是要照章罚款的。可迟到职工到达厂门口时，发现洋厂长正冒着大雪站在那里。一些送小孩到厂区幼儿园里上学的女职工见此慌了神，抱着小孩拼命地往厂区跑，有的差点滑倒。但格里希这天不是来罚款的，他通过翻译不停安抚大家：“慢慢走，不要跑，今天迟到不罚款。”为职工谋福利房在武汉柴油机厂的大门口，有幢6层宿舍楼。住在楼中的原厂办主任陈逢明说，这是格里希在任厂长期间为职工们所谋的福利。格里希上任后不久，就不断到工人宿舍楼里作客。看见职工们住在人均只有2．5平方米的屋子里，老头落泪了。他说，职工们8小时工作非常辛苦，回到家没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我的心在流血”。格里希不习惯写各种报告，但为了这些住房极度困难的工人，他多次拿起笔，向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情况。最终，他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建起了3栋宿舍楼，解决了160余名职工的住房问题。在许多武柴工友眼里，格里希是永远的。采访记者雷雨在新华社湖北分社的旧宿舍楼里，记者颇为费力地从床底下拖出一捆“故纸堆”，拍了拍厚积的灰尘，一行清晰的钢笔字显现出来——“格里希采访方案”。翻开这些记忆的纸片，在昨天阳光的午后，75岁高龄的老记者孙玉昌将思绪拉回到19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下午，孙玉昌从武汉市外事办得到一个信息：武汉柴油机厂换了个洋厂长——65岁的德国人格里希。孙玉昌敏感地断定，这是个难得的新闻。他开始追踪格里希，没想到一追就是7年。孙玉昌是第一个将洋厂长格里希“报道上去”的中国记者，但在1984年11月至198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孙玉昌的近30篇报道，都只能以内参的形式存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看了孙玉昌写的内参后，立即做了600多字的批示，并在路过武汉时，特意向当时的市委书记王群询问洋厂长的情况。但是，当时改革开放的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企业内部、社会上对洋厂长存在颇多争议，直到1986年格里希离任后不久，人民日报一版右下角才刊登了一条400字的消息。之后，各地媒体纷纷找孙玉昌约稿。摸着厚厚一摞已经发黄的约稿信、采访手迹、新华社发稿单，孙玉昌感慨良多。“老格精神一向很好，闲不住，怎么就先走了呢？”昨天，得知格里希逝世的消息，他很是惊讶。孙玉昌回忆说，老格特爱管“闲事”，1986年离开武柴后，老格仍然不断地给中国政府、各地企业出谋划策。他指出问题时更是毫不客气，一针见血。他最早提出了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撰写了26万字的改革方案，把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责、权、利捆在一起，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老格还指出中国职业教育的误区。他说：“我自己就是技校毕业的，没读过大学。社会分工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都去走独木桥、读大学，反而会导致人才比例失衡。”格里希十分乐意担任中德友谊的使者。通过他的介绍，一些德国专家来到武汉输出管理、设计技术，帮助武昌医疗器械厂等企业摆脱困境。“老格当年的许多建议，即使放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老格的品格、精神，很值得许多现代人学习。”孙玉昌最后这样说。采访记者傅雪婴德国人严谨和较真的精神闻名于世，德国人以这种精神造就了奔驰、宝马、大众、西门子、梅赛德斯等世界级机械制造品牌。1984年到1986年，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先生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一些武汉人的“马虎相”曾遭遇到这位日耳曼人的较真。10年前的春天，我经历了一次感受颇深的采访。1993年4月中旬，73岁的格里希从德国飞回第二故乡武汉“探亲”，在汉期间，他先后三次到阔别七年的武柴看看。4月27日，我接受委托，前往武柴追访洋厂长回厂的“全景”。格里希治厂两年，翻来覆去讲的就是三个字“清洁度”。格里希说：“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为使柴油机寿命达到8000至10000小时，清洁度（柴油机内部的杂质）必须达到100毫克以下；而为了使寿命提高到10000至15000小时，清洁度就必须是60至80毫克。格里希初到工厂时，武柴的清洁度只是5000毫克，而格里希提出的目标是60至80毫克。格里希大刀阔斧地改革，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到他离任时，清洁度为100毫克左右，仍未达到目标。此次回厂，格里希看到准备出厂的柴油机排气口都加了盖子（防尘），脸上绽放笑容；来到总装车间流水线旁，他拿出带有磁铁头的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中探戳，见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面露愠色；他手执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曲轴齿轮上有些波纹，火气就上来了。虽然当时武柴生产的柴油机清洁度居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但格里希心中的目标是40毫克的国际先进标准。如今，因种种原因，武柴已经停产。回头再看当年我采写的《百尺竿头再登高——洋厂长回厂挑刺记》，那时格里希对武柴的责备和担心是有道理的。“格里希回厂挑刺”给武汉人上了一课：安于“马虎相”要不得，武汉要做大做强制造业，格里希严谨、较真的精神不可缺。本报记者谢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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