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感冒，我都走鼻腔，不是鼻子不通气，就是流鼻涕。可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刻，我却开始干咳，浑身的肌肉和关节疼痛。在一阵惊恐之后，我认为必须强作镇定，如果没发烧就去医院，不是“非典”也给传染成疑似了。

　　刚上出租，手机铃响了，传来我好心同事焦急的声音：“怎么样了？没事吧你！”诚实的我一五一十地历数起自己的症状。话还没说完，我忽然觉得车蹭地一下提速了。风从车窗

冲进来，让我打了一个寒战。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打车是不道德的，马上戴好口罩，向司机师傅解释：我没发烧，体温才35．5℃。那师傅就像啥也没听见，根本不爱搭理我，集中精力在街上左突右冲风驰电掣，一路大跃进。平安大道上几十个红绿灯，简直形同虚设不起作用。想我每次回家，都会因为等候花掉不少的时间和路费。现在终于琢磨出了其中的真谛：噢，在平安大街上也能这么有效率啊！关键还是看司机。

　　为了在车里不造成恐慌，我对自己喉咙里的蠢蠢而动的小鸡毛一忍再忍，生怕咳嗽溅出飞沫来，惊了师傅再制造点交通事故。

　　16公里过去要40 50分钟的路程只用了20分钟就开到了。嗓子奇痒，在钱包里找钱的时候我显得非常慌乱。“你就给我一张100的吧，多大的票子我也能找。”师傅发话了，他一定是怕我到处找零钱耽误时间———我开始像林黛玉般敏感地胡乱揣度别人。

　　接过他郑重递给我的发票，我关上车门。在此一瞬间，车如离弦之箭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在春天慵懒的气息中，我隔着口罩痛快地咳嗽了几声。想，这样稀释在空气里，即使是非典，也一定不会传染给别人了！可旁边一路人立刻抓起耳边的口罩，掩面而去。

　　路边的墙上有个鼓舞士气的标语说，“面对恐慌，我们选择坚强。”我开始反省自己：我一直是选择坚强的。在4月20日以后，我仍然坐过地铁和公交车，仍然到尚且开张的馆子里吃饭，仍然参加一些小范围的聚会。我先说服自己，然后再尽力劝解自己的朋友别害怕。我还到网上贴帖子，告诉大家一定不能中病毒的奸计，不要被它利用丧失友情和亲情。我一直在向朋友宣扬，精神紧张是会降低免疫力的。

　　但我感冒了，我想把标语改了：面对咳嗽，我选择发抖。

　　我发现，当我有了症状之后，自己健康时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个世界在承受“非典”病毒侵袭的同时，患上了两种疾病。一种是，干咳仇恨症；一种是，咳嗽负罪惊恐癖。

　　干咳仇恨我也有过。那些在没有窗户办公室里阵阵咳嗽的人，让大家多少都会紧张。冠状病毒到现在还没真正研究清呢，谁知道你到底是什么病？咱们普通老百姓也不惦记着意外之财，但总得让我过平庸的、宁可瓦全也不玉碎的生活吧？他们小心谨慎，他们用尽心思地保卫自己的孩子和亲人，难道就非道德吗？一朋友传来短信：吃饭不如吃药，外出不如睡觉，发短信戴上手套。干啥也别感冒，发烧咳嗽请自觉上吊。信息里的说法是夸张了点，但人们对那种仇恨咳嗽的情绪是需要宣泄的。

　　而另一方面，我有很多朋友，也包括我，因为咳嗽被人歧视。即使大家不在意，自己咳嗽的时候也得拼命捂着嘴，还没等喘过气来就赶快解释，“我都咳嗽两个月了”，“我春天就爱犯咽炎”……他们充满了歉意，充满了负罪感。西方人在别人打喷嚏的时候会说：“God bless you”，现在，我估计要是碰上这种情况，人们心里巴不得说：“God kill you．”

　　我可以通过自我的调适战胜恐惧，让自己坚强，可我无法克服别人的怀疑，无法不经受别人的情绪反馈啊！

　　“非典”病人现在面临的路只有一条，安心治病，相信科学相信自己。而比他们幸运的人，那些健康的人，那些有点小症状的人，却在经受着心灵的煎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栽进冠状病毒编制的陷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真的健康。像我这种咳嗽着的人，更是一个挺大的群体。他们既心存侥幸，坚信自己没有得病，只是每年春天例行的“百日咳”。又担心自己已经在漫长的潜伏期沉浸，时刻准备爆发。他们既因为别人的歧视感到委屈，而无能为力，也因为自己的咳嗽惊扰了别人的安全感非常歉疚。

　　我总怕工作的时候咳嗽会给别人带来压力；而一旦在家休养，自己又因为将工作抛给了同事而愧疚难当。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压力下，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早日康复。

　　一个被隔离的朋友打来电话，他倒是没啥压力。北京六朝古都，北京人什么时候受过今天的歧视？咱们受点委屈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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