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鲜艳的丝巾，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包中华牌香烟和一个小小的咖啡杯，齐红儿就在这样的场景中出现在我的面前。

　　本报特约记者 田木 北京报道

　　谈判功臣选择被辞退

　　2000年9月底，瑞士日内瓦。在成功结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最后一场艰苦的谈判之后，时任外经贸部服务贸易处处长的齐红儿向石广生部长提出了离开国家机关的要求。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选择。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服务贸易领域的牵头人，她所参与的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此后就剩下一些技术性的谈判，所有人认为最风光的庆功时刻即将来临。

　　石广生部长尊重并理解齐红儿的决定，只是希望这位34岁的谈判功臣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当时预计中国将于2000年年底加入)后再行离开。但这番良苦用心没能改变她的决定。

　　办理离职手续时，齐红儿遇到了麻烦。因为她的工作涉及诸多国家机密，按规定，齐红儿被要求在外经贸部其他不涉密岗位工作一年，度过保密期后才能辞职离开；否则就以“辞退”论处。人事司司长解释说：“你知道得太多了。”

　　齐红儿不愿虚掷年华，痛苦地选择了后者。2000年12月的一天，齐被“辞退”的公告刊登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机关报上。这个公告意味着，这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核心成员中惟一的女性，此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外经贸部甚至任何国家机关工作。

　　齐为此大哭一场。“我从机关出来并没有想着要有后路，也不是说我对外经贸部感情不好才走的，我实际对它有很深的感情，也想过未来可能会回去。”她说，“我现在回去，门卫老师傅从来不让我登记，大冷天也从传达室出来把我送进去。”2001年1月，齐红儿平静地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行前，她退回了部里多发给她的一个月工资，也退回了在部里福利分房中自己购买并花了七八万元装修一新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离开的人中，她可能是极少几个退了房子的人。

　　30岁出头的首席谈判代表

　　外经贸部是齐红儿付出了12年青春的地方。

　　1988年，她从浙江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经贸部国际司。最初的工作是参与实施联合国发展援助机构对中国的无偿援助项目。1994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齐觉得无偿援助项目越来越不重要，转而开始做APEC活动。

　　1997年她被提拔为副处长，并被送到世贸组织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那时，服务贸易处没有正处长，齐红儿顺理成章地出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服务贸易领域的牵头人。

　　在她加入前，服务贸易领域是中国入世谈判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包括电信、金融、银行、保险、证券、旅游、教育、交通等许多领域的工作。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30岁刚刚出头的女人，这在外界尤其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但齐红儿改变了它。

　　尽管面对一个陌生的领地，然而一切都敌不过她的认真和勤奋。进入角色后，她除了恶补相关专业知识外，就是马不停蹄地走访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内企业。

　　“另外，我还见美国的在华企业代表。因为美国政府的谈判代表所代表的就是美国企业的利益。在谈判中，美方有时要求很高，我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底线。”齐红儿回忆说，“于是，我就请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代表一起开会，把问题了解清楚：看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要到什么程度。”

　　现在回想起来，齐红儿并没有觉得WTO谈判有多大的困难，但是那个时候，什么问题谈到最后都是大问题，非常艰苦。不过欣慰的是，她获得了人们极大的认可。

　　在日内瓦的一次多边谈判中，齐红儿一人舌战群雄。谈判后，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向她祝贺，美国代表也跑过来跟她拥抱，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但是你讲得太漂亮了。”齐红儿为此十分得意。“我当然得意了，为什么不得意，那是我人生的高点。”她说。有些同去参与谈判的其他部委的官员则称：“我们下一任的首席谈判代表诞生了。”

　　受不了平凡的工作氛围付出了12年

　　有人说，齐的性格决定了她必然会选择离开外经贸部。她是个不喜欢刻板生活的女子，早在到外经贸部上班的第二年，她就曾因机关的沉闷而萌生去意。在WTO谈判的非常时期，这种矛盾被重大工作掩盖了。中国入世后，要重新回到平凡的工作氛围中，她觉得自己可能无法再忍受这种环境。

　　在她刚当副处长的时候，有一次办公室主任找她谈话说：“小齐，人事司的领导反映让我和你谈谈，你现在是处领导了，不要在公众场合抽烟。”齐回答说：“你让人事司的领导来和我谈好了，为什么没人告诉抽烟的男处长不要在公众场合抽烟，在这件事情上还分男的女的？我又没有在不让抽烟的地方抽。”这样的个性自然会令别人对她产生看法。

　　但是时迁世移，齐红儿很感谢国际司前领导龙永图以及后任的几位领导，他们以业绩取人，给了她一个较为宽松的工作氛围。现在齐不再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政府官员了。“我到部里的时候，所有的处长，包括副处长，年龄都在50岁以上。但如今的政府机关不一样了，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包括人文环境。”齐红儿如是说。

　　WTO给了齐红儿一个人生的高点，她这样评价自己与WTO谈判的关系：“我并不是说因为中国入世谈判对国家这么重要，我能非常荣幸地参与其中，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我认为是最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参与其中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此，我非常高兴。”

　　然而到2000年夏天，眼看着中国加入WTO即将大功告成，齐红儿心情突然变得落寞：“我觉得我以后在机关再也遇不到这么有挑战性的工作了。”

　　她决定换一个事情做。“我想看看我自己能不能适应别的工作。这年纪不出来，就注定一辈子呆在机关。发展得好会是什么样，不好会是什么样，我都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没有悬念的人生有点悲哀。”齐红儿说起那时的决定时仍无限感慨，“走出去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自己还能不能适应新的工作。”

　　离职之前，齐红儿跑到上海去看了罗大佑演唱会，老歌唤起的是时不我待的苍凉之感。

　　微软给了一个特别的职位

　　齐红儿要离开外经贸部的消息传得很快。“我从来没跟人说过‘我要找工作’。但是最后的谈判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有公司找上门来。”

　　为了保守秘密，那些与服务贸易领域有关的公司不在她的考虑之内，最后她选择了微软，因为软件业在中国是完全放开的。微软给她安排的职位是公司以前没有的一个职位——政府关系高级经理，隶属微软法律部。齐红儿不否认微软选择她也考虑了她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协调信息产业部等相关部委所积累的关系和经验。她说，微软在全球包括美国，历来不太重视政府关系，在某些方面给公司带来了被动。这几年在美国的境况有所改善，但是在中国还比较薄弱。他们准备加强这方面的关系，于是找到了她。

　　在微软期间，齐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并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她说：“我的优势在于我有丰富的经验，我比别人更善于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很多事情办得很顺利。”

　　2001年APEC上海会议召开，她负责安排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会议期间的访华事宜。此次会议，21个APEC成员云集上海。与这些元首相比，微软老板毕竟只是个企业家。在这样的情形下安排好比尔·盖茨在上海的各项活动，难度很大，但有着丰富经验的齐红儿做到了。比尔·盖茨对在上海的行程非常满意。为此，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特意授予齐红儿“精英雇员奖”。这在微软是相当高的荣誉，对于刚加入微软不到一年的新员工来说尤为难得。

　　受龙永图之邀重新前行

　　尽管微软的待遇比较好，2002年3月，齐红儿还是选择离开了这家著名的公司。离职的原因非常简单：有朋友找她出来，而她不太喜欢自己的顶头上司。

　　离开微软之后，齐红儿去帮一个重要的朋友就一个重要的项目进行谈判。随后，她决定回老家宁波北仑休息。“一休息觉得真幸福，因为大学毕业后的这十几年中，都没有很好地休息过，特别在外经贸部工作的后几年中，觉得很累。”她说，“在家里，有一次停电，突然发现故乡的月亮是那么的亮，感觉好极了。”

　　6个月云淡风清的生活之后，齐红儿决定和一个朋友一起筹备成立一间咨询公司。资金募集完毕，办公地点也已经看好，但在最后时刻，她犹豫了。因为她突然觉得这不是最适合她的工作——公司不可能做得很大，而赚钱也不是她最大的目的。

　　彷徨之间，龙永图请她到博鳌亚洲论坛工作，任会员关系部总监，负责论坛会员的招募和服务工作。世界上已有著名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刚刚举办了一届年会的博鳌亚洲论坛目标就是要成为世界上一流的论坛，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它起点挺高，但是现在刚刚起步，各方面还不成熟。”齐红儿坦言，“不过，这样就可以有所作为。如果我能在博鳌发展成为世界一流论坛的过程中做点事情，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龙永图对她的知遇之恩也是促使齐红儿作出决定的基础。“有一个很好的老板，是工作环境中最重要的条件。”齐红儿并不在乎在博鳌亚洲论坛与在微软工作的薪水落差，甚至自己连住房都没有也无所谓，因为“朋友多的是，而在微软期间所得的薪水够用一段时间啊”。

　　齐笑称她从小就不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是没想到工作以后会这么努力。“后来我对工作真的太认真了。”她说，“这种投入，我看周围的人很少有人超得过我。什么事情由我来做，我就希望能把它做好，而且力求完美，否则自己都不满意。”

　　齐红儿希望不断超越自己，名利场的事情并不在她的视野中。按她的话说，“否则就不会在中国正式入世前离开机关，也不会痛快地离开微软。”她反问：“这对我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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