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殷 骏

　　钱放在银行里利息太低，又不保险，假手他人投资实体，不仅可让赃款重见阳光，还能有不少经营收益——这是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之所以“投资”沙坪水电站的原因。

　　只不过，李未能等到黑钱“洗白”，便东窗事发。

　　2003年5月16日上午10点15分，李玉书的最大赃物——大邑县沙坪水电站以502万元的价格被成功拍卖。

　　聪明的“投资”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计财装备处处长张万春认为，李颇有“经济头脑”。

　　他说，2000年4月，李通过一名加拿大籍华人组建的公司收购了这个水电站，价格为415万元。而那个加拿大籍华人组建公司的实体，其实就只有这个水电站。那个加拿大籍华人投资了几十万，其余全是李玉书的“黑金”。“幕后老板就是李玉书”。

　　“李很有眼光，单纯从投资角度看，他选择没有错。”张万春说。沙坪水电站修建于1987年，占地5000平方米，效益很不错，一年有80万元左右的收入。

　　张万春说，李投资水电站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受贿得来的钱“盘活”，李收购水电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洗钱”模式。

　　“贪官们急着为这些不义之财披上‘合法’的外衣，就是希望能够以一种堂而皇之的身份，彻底拥有这些财富。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张认为，贪官通过各种渠道“洗钱”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

　　只不过，李并没有来得及享受“投资”的收获，就锒铛入狱。2002年7月11日，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李玉书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时距他成为大邑县沙坪水电站的“幕后老板”才一年多。“李玉书连‘本钱’都没有收回来。”张万春说。

　　高官“洗钱”内幕

　　和李玉书相比，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却是一个“洗钱”高手。

　　丛在位期间曾指示他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龙吟”公司，专门用于“洗白”所贪赃款。

　　有了这么个公司后，丛福奎把向个体老板们索要的巨额贿赂款打入龙吟公司的账上。这家所谓的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做成过一笔正经生意，平时的业务只有一项，就是替丛福奎收钱。

　　相比而言，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洗钱”的“成本”则高得多。他将受贿所得4000多万元交给了香港商人张静海，转移到香港。为此他付给对方“洗钱费”1000多万元。

　　接着，成克杰又以情妇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一家空壳企业。费尽心机请会计师做虚假账目，比如缴纳25%左右的企业所得税，40%的个人所得税等等。这笔巨额“黑金”在“洗”的过程中缩水一半。最后他还得想办法把“洗白”的钱转到自己指定的账户上。

　　有关专业人士告诉记者，将资金直接留在海外，也是贪官们的一条洗钱“捷径”。

　　原河南省漯河市委书记程三昌，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的董事长后，不过一年多，就轻而易举地转走了公司账上仅存的几百万港元，然后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事后有关部门的调查发现，程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早在主政漯河期间，就开始了资金的“乾坤大挪移”。

　　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黄苇町认为，国内贪官“洗钱”的方式主要分为了几类：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老婆孩子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四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

　　黄苇町认为，惩治腐败分子要靠证据，从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与合法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现金、存折、贵重物品，是腐败的重要罪证之一。但随着洗钱“水平”的提高，巨额财产拿出“说法”的情况明显增多，造成一些腐败分子重罪轻判或得以逃脱。这必然会进一步刺激他们的“贪欲和胆量”，并使其他不廉洁者群起效仿。

　　20万以上：监控

　　1997年10月1日，新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第一次出现了“洗钱”的字眼——中国法律之剑已指向洗钱犯罪。

　　进入2003年，中国反洗钱力度骤然加大。

　　1月1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发布了他的第一令《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在随后的两天里，《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相继颁布。

　　这三个法规，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反洗钱体系初具规模的奠基。三天一令的速度与密度也被外界评价为刮起了“反洗钱风暴”。

　　3月1日，“反洗钱三法规”正式施行。这就意味着从该日起，所有个人账户中出现20万元以上的款项划转，都将受到监控。

　　记者了解到，被金融机构监控的账户，如果出现资金流量异常现象，金融机构须逐级上报，一旦发现涉嫌犯罪的，须报告公安部门。

　　同时，经济学家黄苇町认为，在加强反洗钱的立法工作之外，还要提高反贪部门的反洗钱能力和业务素质。

　　此外他也强调，反洗钱一定要加强国际合作。目前现代金融体系已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防范国内腐败分子的资金出逃和洗钱，需要进一步密切与各国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的合作。在保护金融机密的前提下，加强对各种可疑交易和资金往来的跟踪监督和国际协查”。

　　“洗钱罪”：期待零的突破

　　然而，在真正执行当中，法律也有尴尬之处。

　　有关媒体指出，从1997年“洗钱罪”正式写入《刑法》时起算，我国各地检察机关迄今尚未接到一起涉嫌“洗钱罪”的案件。很多带有“洗钱”特征的案件最终被以“骗购外汇”或“货款诈骗”等定案。

　　这些显示出侦查机关在打击“洗钱罪”上的困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规定，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卢建平指出，国际反洗钱立法的趋势是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的范围。我国刑法现在仅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黑、私”三种，明显偏窄。这既与国际潮流相悖，也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我国目前情形而论，贪污、贿赂、贩卖人口、制假售假、诈骗等犯罪的所得也是非常丰厚的，也极可能需要“清洗”。对这些犯罪所得的清洗不以洗钱罪惩处，而另定他罪，极为不妥。应该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大。

　　不过专家们都乐观地表示，随着我国反“洗钱”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形形色色的“洗钱”犯罪分子，都将逃脱不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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