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走出村庄之隔离

　　麦穗一天天饱满了，离34岁的庞红军走出隔离篷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帐篷是定州市南城区尧方头村为回村民工统一搭建的，离村大约1公里。因为原料进不了京，工程停工，5月17日，在北京顺义做钢筋工的庞红军返乡。在庞红军的帐篷后面，还有

20多个帐篷，听村干部说，最多时这里搭过四五十个隔离篷，先后住过七十多名返乡民工。现在这些民工大多“解禁”回村了，庞红军很可能是最后一批了。

　　为了群防群控，像庞红军这样村外隔离的人在其他村、其他乡都不在少数，整个保定市大约还有9万返乡民工处于隔离状态下。在村头、地间，在不少村落的下风口，总是有这样的隔离篷三五成群的散落着，就像是穿行于城市路街的口罩一样，帐篷，几乎成了非典乡村中的经典一幕。有心人甚至可以凭借一个村外隔离篷的多少知道从这里走出了多少民工，掂量出民工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分量。

　　北京镶嵌其中带来的地缘优势一直让河北庆幸不已，地缘优势使得许多乡村沿着村民匆匆外出的脚步找到了希望。同样，因为民工的流动，河北的非典病例居高不下，临床病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农民，占全省病例22％，从疫情区回来的民工所造成的输入性病例是原因之一，如果把农民和民工的比例相加，则高达33、5％（截至5月15日）。于是，在医疗与防护体系都比较脆弱的乡人眼里，大批回乡民工几乎成了SARS的具像，对他们隔离与观察就空前主动与积极起来。

　　事实上，相对于其他村的隔离民工来讲，庞红军的被隔离更舒服些。因为村里经济条件不错，隔离民工的伙食由村里“埋单”，每天的标准是10元钱，村里有400亩蔬菜大棚，因非典蔬菜运不出去，所以铺天盖地的黄瓜可以随便吃，人均4分的口粮田，麦收时村里三台收割机免费收割，打捆……4000多人的尧方头村，像庞红军一样的农民工大概有1000多人，再加上十几辆客、货车，十几家企业、400亩蔬菜大棚，叫了20多年的“民工村”，又多了另外一个名字————小康村，人们可以很自然地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B走出村庄之等待

　　隔离线围了一圈，圈内的庞红军经常张望着公路，十几米的公路外，拉着菜、载着人的车已经明显少了。这让庞红军很自然地联想到突如其来的非典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像许多河北民工一样，庞红军的北京打工生涯也是以学徒工为起点的，那时一天的收入也就15元，第二年成了小工，一天挣20元，又熬了几年，成了熟练工，现在成了师傅，一天挣到50元。一晃干了七八年了。平时觉得很知足，可是非典来了，才觉出差别来。庞红军所在的建筑队100多号人，因为工程停工，呆在工地上一天挣不到工钱还要消费不少。可是技术工人就不同了，工程停工了，每天还有收入，除了眼热外，庞红军现在特别盼着工程开工的消息，邻村的王学义大前天就返京了，原因是他懂点技术，建筑公司让他回去培训没有返乡的民工，受了启发的庞红军也开始琢磨着学点东西———纯靠卖苦力是挣不来钱的。

　　“农民工与农村，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村里副支书庞永会说：“4000多人的村，在外务工的就有1000人，农民工损失就是村子的损失————许多农户一年的收入中，外出打工的收入占到90％。挣得多了，投入自然大，比如建蔬菜大棚、兴办企业等等。可是现在人出不去了，蔬菜运不出去了，车跑不动了，产品也卖不出去了，这些损失加起来大概要几十万元。收入少了，支出可是多了，从4月下旬到现在，村里接纳了从疫情区回来的130多个民工，仅用于民工隔离、消毒、宣传就超过六万元。”

　　SARS阴影下的农民工与农村，都在等待，或平静、或急切。许多民工都知道，以后再进京，必须有“三级证书”———村、乡、县（市）卫生证。虽然SARS阴霾尚未散去，但是有的村落一些解除隔离的返乡民工，早已把卫生证拿到了手。未雨绸缪，让这种心焦的等待变得有了盼头。

　　C走出村庄之对接

　　就在庞红军以及诸多如庞红军一样的农民工匆匆返村时，“组织保定市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工重返北京”的话题正被隐秘关注着。

　　隐秘，一是因为对于北京来讲，离开远比重返更合情理；二是对于民工来讲，重返远比离开更难操作；三是随时等待填补北京建筑工市场空缺的绝不仅仅是保定市，也不仅仅是河北省，浙江、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也都想通过这种填补扩大本地民工在北京用工市场中的“地盘”，面对新一轮较量，保定只能暗地使劲。

　　定州市号头乡官道庄村返乡民工马正好的隔离篷搭在自家拖拉机后斗上，从5月中旬返乡他一直住在这里。某地某民工传上了非典，某地某民工返乡后发病并累及一家老小的事一直让他忐忑不安。马正好在北京主要是挖线缆沟，劳累、城里人的白眼，都可以忍受，可是面对疫情的汹涌，马正好选择了回来

　　事实上，民工大规模返乡，使得一度由民工支撑的许多建设项目难以为继。5月中旬，北京市建委发出了“需要建筑工”的信号，作为建筑民工输出基地的保定市立即做出反应，从反应到落到实处，保定市决策层要求“在七天内完成”。首先要摸清北京市具体需要什么工种的多少民工；其次要摸清保定市现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再次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为民工争取相应的条件，比如为重返北京的农民工上保险，比如规范劳动合同，保证工资兑现，比如对于民工的防护措施等等———这样，城市与农民工才有对接的可能。

　　是否要重返北京，民工们犹疑着。不过，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讲，走出乡村依然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快、也是最直接的增收办法。唐家庄的马宏伟、马胜伟返工了，吕家庄的吕昌河返工了……平静下来的农民工们更爱谈论的是这些，曾经的犹疑也被向往一点一点的稀释了。SARS让这些民工更加成熟、理性，在市场流的裹挟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走出乡村了，只是这种走出，可能会在仔细斟酌与选择之后，可能是在逐步趋于成熟与规范的城市与乡村的体系构架之中。

　　防区手记: 走向城市有多远

　　麦收，就像农民工身上的胎记。无论多忙，不论在哪里，麦收时的返乡总是自然亲切。

　　这本不是个关注民工的季节———年初时搭伴进城、岁末时结队返乡，一头一尾，民工往往更容易被主流所追逐、所渲染。然而，突如其来的SARS搅扰了这种平静，穿越SARS之灾的民工再次备受关注。

　　流动带来人气、财气，流动也“助长”了疫气。原料断了，工程停了，小区封了，几十万民工离城返乡。一路跌跌撞撞风尘仆仆，病毒也如影随形。河北省非典病例中，农民的比例最高————占全省病例的22％，从疫情区回来的民工所造成的输入性病例是原因之一。

　　这些一度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回归故里，竟也同样游离于主流之外————一座座帐篷与日思夜想的乡村遥遥相望，遥遥相望中，一个个民工困惑迷茫。

　　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隔离”已经成了农民工很熟悉的一个词，虽然心中多有戚戚，但他们还是在村边空房中、在村外帐篷里安顿下来，也许是十四天，也许是二十一天之后，如果没有非典病征他们就可以回到村落中，回到以前的生活中———这种生活，是他们一度想摆脱、一心要改善的。

　　相对于返乡的曲折，他们更在意再次走出乡村的艰难————出村的路早就封了，为了抵挡无影无形的SARS，乡村与城市之间挖掘了一道道沟壑，设置了一道道障碍，挡住SARS的同时，信息、机会也同样被挡在了外面；同时，SARS之灾也让没有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卫生条件恶劣的农民工心惊胆战————通往城市的路原来如此崎岖漫长，甚至险象环生。

　　流动中，乡村与城市从层峦叠嶂到坦荡通畅，而现在一道密不透风的厚厚屏蔽突兀横亘，障碍了视线，阻隔了视听，牵绊了脚步————无论对于乡村还是城市，这恐怕是比SARS更可怕、更具破坏性的。

　　行走于乡村与城市、游离于蒙昧与文明间的农民工不由自主地想着———SARS过后，还能再次走出乡村吗？

　　通往城市的路有多长？地理上的距离固然是意义之一种，这也就是我们一贯引以为自豪的“地缘优势”，所谓距北京“零公里”云云；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心理上的距离、认识上的距离。实际上，我们目前努力进行的，更多是在消弭偏见、合作沟通。

　　长久以来形成的鸿沟当然不可能短期内填平，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尤其是在交往中的强势一方。抗SARS一疫，或可稍稍推动事情的进展。(王　真)

　　策划：本报编辑部

　　采访：本报赴重点防区采访报道组

　　本期执笔：特派记者　王　真

　　本期摄影：特派记者　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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