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稿时他哭得像个孩子

　　5月21日深夜，成都的夜雨像谁在哭泣，缠绵难忍。那天下午，许多中国人已经狠狠地激动了一把：他们在电视机前守候了整整11天，终于目睹陈骏池、梁群两名业余登山队员攀上世界之巅。因非典疫情压抑许久的中国人，看到国旗在巅峰上展开的那一刹那，怎样的高兴激动都不为过。然而，我们却还在忧心忡忡地等待本报记者刘建的消息。

　　5月21日深夜，珠峰8300米突击营地风高月黑。登顶的陈骏池还未下撤回来，刘福勇站到帐篷外，打起头灯为摸黑下山的山友引路。刘建一边打电话报稿，一边不时跑出帐篷张望。作为队友，没有看到陈骏池，他不可能放下心来；作为记者，他知道，登顶是新闻，队员平安下撤更为读者所关注，得不到陈骏池平安的消息，他当天的报道任务也不算完成。

　　晚10时，黑乎乎的身影走近，是尼玛陪陈骏池回来了，刘建很想上去狠狠揍他一把，说句：“你小子，太让人操心了。”但看到陈骏池虚弱的样子，他忍了，抓起电话报稿。说着说着，他突然忍不住号啕大哭，哭得像个孩子：“我一定要上去，看到陈骏池的模样，我好害怕，害怕上不去，对不起报社，对不起读者。”

　　建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其实报社根本没有要求过作为记者的他一定要登顶，但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建在珠峰坚持了50多天，上到8300米，已经超越了报道任务的内涵。他居然还在最后一刻，害怕不能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不住劝慰他，顺着他的心愿说，你一定能上去，建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放下电话，说不出来的担心：Ａ组登顶前一日下午6时就到营地休息睡觉积蓄体力了，尚且登得那么艰难。刘建还有两个多小时就要出发了，才刚发完稿。而且依他的个性，就算是已经没有体力了，他仍会选择爬上去。即使再不能下来，他说过：“人不能为爱好牺牲生命，但可以为职业牺牲。”他是为了工作上去的！

　　冻伤的手无法按准接听键

　　5月12日，在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的刘建，因为珠峰天气的扑朔迷离，把他折腾得很惨。中午就上到营地，吃完饭，口述稿件两篇：珠峰攀登的动态、珠峰攀登的计划并协商接读者热线之事。下午3时，听说珠峰可能天气不太妙，开始去各营地“窜”天气的新闻。报社刚接到电话称天气很好，计划照旧，不过5分钟，电话又来了：“改稿子，计划有变。”“上窜下跳”了很一阵，刘建得到紧急会议通知：“坏天气可能性正逐渐加大，登顶应该推迟。”会议一直讨论到下午6时40分，确定登顶推迟一日，顾不上吃饭，刘建发回千多字稿件《天气有变！冲顶陡生悬念》。

　　5月22日凌晨2时，带着我们深深的牵挂，刘建出发了。12个小时后，报社接到刘建电话：“我已成功登顶了，今天的内容……”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却无人应答了。直到晚上10时40分，报社才再一次接到电话：“撤到8300米了，你们放心。”这时，我们才知道，刘建的右手早在登顶路上就被冻伤了，他在8848米脱下手套用手机发回报道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找准接听的按键了！他甚至没办法在山顶向担忧许久的家中父母打个电话！ 实习记者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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