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年初广州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当时还没有确诊此病），当地不少记者就冲进“第一现场”，写出了第一批极有价值的报道。廖怀凌，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羊城晚报》的青年女记者，就是最早报道“非典”的记者之一。让人敬佩的是，当廖怀凌眼看着医生、护士一个个被传染病倒后，在她最终明白医院隔离病房是“高危地带”后，仍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守现场采访报道。

　　病房也是采访的现场

　　记者：廖怀凌，作为同行，我们对你在“非典”报道中表现出的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听说因为连续好几天直面“非典”采访，你曾经在现场晕倒了？

　　廖怀凌：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对记者来说，这真是很丢人的事。2月17日下午我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去采访一位住院观察的医生，他是某医院传染科的主任。他在生病前两周，天天围着病区的非典型肺炎病人转，中午端着个盒饭就跑到别的病区会诊，还要经常到省卫生厅开会，汇报情况、交流信息，连续十几天，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我早就提醒他要注意身体，不为自己，就为病区里几十名病号也不该累倒。可是，从2月13日晚上起，他真的病倒了，开始发高烧。

　　我知道这位医生病倒已有几天了，但他一直不准我去看望。他说，照了两次Ｘ光片，肺部还没出现阴影，还不能确诊是非典型肺炎，可能真的是累倒的。那天下午，他“终于”确诊了。我到市第八人民医院住院部10楼的病房去给他打气，没想到自己在病床边突然晕倒了，结果病房里3个感染了非典型肺炎的医生放下自己的氧气面罩，反而跑来为我急救。

　　记者：医生自己已经病倒在病床上了，还来抢救你？与其说这是出于职业习惯，还不如说是抱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

　　廖怀凌：是的。刚开始我有点担心被传染上，但一想到他们这样舍身忘我，就觉得很惭愧。我还怕什么呢？那天晚上8时许我回到家，还是全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喝了几杯糖水就睡了，不敢告诉父母。一直睡到凌晨1时30分才醒过来，看到手机上留下部主任的不少信息，是布置采访任务，于是撑起来写稿，天一亮报社就等着发稿的。那几天，广州小道消息传得非常厉害，媒体的责任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显现出来。

　　记者：那么，到底什么原因使你晕倒的？

　　廖怀凌：后来，我想可能是被口罩闷坏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口罩是医院后勤部的员工买棉纱布自己做的，从大年初二开始买了棉纱布，自己裁好、叠成12层（后来增加到18层）、打线固定、打褶、再固定、穿绳。那些天，他们的后勤员工日以继夜赶制出4000多个口罩。我极有可能就是被这种加厚装的口罩憋得晕过去的，扯开口罩大口大口呼吸后，就可以勉强站起来。还有可能是因为没吃早点造成低血糖，最后我得承认有点紧张，那些天到隔离病房采访时，总是有点担心，怕给传染了———怕携带病毒回到家里传染给家人；回到单位传染给同事。

　　记者：卫生部副部长这次到广东视察非典型肺炎时就说了：这种事（指许多医务人员被病人传染），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你当时在现场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廖怀凌：是的，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从小道消息中得知零星的、不确切的情况，而我是眼看着自己熟悉的人一个个倒下，心理的压力特别大。但是医生护士都坚守在现场，我想病房也是我的现场。

　　逃避天职是最最可耻的

　　记者：晕倒的时候，你对自己干记者这一行抱怨过吗？

　　廖怀凌：为什么抱怨呢？相反，能在工作不到4年就遇到“非典型肺炎”这种“千载难逢”的新闻题材，我甚至觉得“幸运”：板蓝根脱销，白醋脱销，抗病毒药物脱销，市民疯狂抢购大米和油，多少新闻人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些非常事件。

　　记者：其实在今天，做记者的还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从事这个职业，又希望参与突发事件的报道。

　　廖怀凌：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广州有多少记者明知这次报道有危险，他们却没有一个退缩。这些年来，记者的名声好像不太好，但在这件事中，记者体现了良好的素质。这一点，外人也许不太了解。最让我难过的是一个因抢救病人而感染上“非典”的医生说的话：“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辛苦过，全身骨头痛得叫我直想从10楼跳下去。但一想到这些病人等着我们，咬咬牙又挺过来了。”

　　作为病人，这位医生得到了医院方面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但医生是在抢救病人时感染上的，你说冤不冤？而且累到浑身骨头痛，想到要跳楼，我想那种痛苦应该很难承受。跟他们一比，我有什么可抱怨的？！

　　记者：你最早得到“非典”消息是什么时候？

　　廖怀凌：年初五，中山三院开始有11个医生病倒；年初六，中山二院也出现医生集体发病的情况。就在那两天，第一个电话打来，是中山一院的同学兼“死党”，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急：“知不知道中山三院、二院几十名医生给传染了？所有抗菌素无效，好像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肺炎，就是你们报纸前一段时间报的中山、河源的医生被感染的那种病……”

　　放下电话，几分钟后，第二个报料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中山三院的老友。她说，工作十几年没休过探亲假，今年春节破天荒地请假回了老家，没想到年初五晚上给医院紧急召回，说传染科、内科、儿科、中医科都有医生突发高烧，给病人传染了，传染科一半的医生护士倒了，病情最重的居然是传染科的主任。

　　记者：就在这次采访中，你获得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报料，是关于一个“毒性”很强的重症病人的。

　　廖怀凌：是的，当时中山二院的院长在汇报时相当沉重：“我们医院建院160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他在汇报中提到一个特“毒”病人，谁沾到都发病，他自己的十几名亲属、医院30多名医务人员，连救护车司机和担架工人都无一幸免。这个病人转送到中山三院，又放倒了20多人，连累了中山三院的同事，他的心里很过意不去。

　　听了这个消息后，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到市第八人民医院，3个医院接力救一个病人，50多个医务人员病倒，而且到了后期，所有医务人员都知道他是一个传染性很高的“毒王”，却没有放弃抢救。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好题材，我心里暗暗想，一定要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他对我们防治“非典”可能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活标本”。

　　记者：后来采访到了吗？廖怀凌：我做这个独家采访时，他已经传染了70多个人，他的岳父、岳母已经死亡，不久，运载他的救护车司机也死亡了。医院说什么都不让我进病房去看他，只允许在门口看一看，他那时还没脱离危险。他出院后，我再独家去采访他，他告诉我，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他是个酒楼老板，怕食客以后不敢上他的酒楼吃饭了。我做这篇报道，是想从他一个人的经历上反映出广州的医务人员舍身救人的高尚情操，也使读者进一步理解政府和医务工作者。

　　“非典”并不是那么可怕的

　　记者：广州的医生在与“非典”战斗的日子里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和高尚的情操，一定有许多非常感人的事例吧。

　　廖怀凌：是的，在现场采访我是很受感动的。很多医生朋友，在最艰难的日子（就是省卫生厅公布2月中旬的高峰期）里，不让我去医院看他们。我托了好多关系，终于进到一家医务人员感染人数较多的医院。隔离病房里，很多就是我大学期间带过我、教过我的老师，有的人满脸胡茬，显得有点落魄。原来这些医生很多一辈子没有住院经验，发烧后什么都没带就进病房“隔离”了，他们不知道病房里没有剃须刀、拖鞋和替换的内衣裤。那些天，冲凉时只好光着脚。

　　记者：听说你后来还是深入到隔离病房？

　　廖怀凌：我最早进病房是2月8日，那时刚放完春节的假期，我还不太清楚情况，就到中山三院去打听，那时他们医院已经有20名医生护士病倒，包括传染科主任。他们说，小廖你真大胆，我们麻醉师戴了3个口罩都给传染了，你不要再来了。2月12日上午，在省卫生厅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说这个病的传染性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恐惧，是可以治好的，治好就不会再传染了。我想，连我都不敢接触康复者，读者又怎会相信我们的报道？

　　这时，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医生向我透露一个独家消息：他们病区有近40名非典型肺炎的病人，那个病区原本是传染病病区，春节前就住进来的4名病人的白细胞很低，抵抗力很差，但与非典型肺炎患者在同一个病区接受治疗十多天，居然没有一个被传染。我从中得知，通风和个人医疗防护很重要，于是赶紧写成稿件告诉读者这些来自医院一线的疾病防护知识。稿件第二天见报，也还算对平息恐慌有点作用吧。

　　12日下午，接通知跟新上任的副省长去3家病人最多的医院慰问医务人员：中山二院、中山三院、市第八人民医院。我事先准备了一个口罩，那是4年前在医院做实习生时用的，现在证实了还是棉纱口罩好，有8层。早期被传染的医务人员就是戴了只有3层的纸口罩。

　　第一站是中山二院。一下车，所有迎接我们的院领导、医生、护士全戴着口罩和帽子，倒是把我们这些慰问者给吓了一跳。医院给我们发口罩和帽子，我把新口罩往原来已经戴好的口罩上一罩：当即憋得喘不过气来。偷眼看看副省长、卫生厅长、副厅长一个都没戴口罩和帽子。心想，做再多防护也没用，这些人要给感染了免不了又传染给我，大家天天见面，总不能戴口罩采访领导吧？又想到医院已经做了足够的消毒措施，我们又没进病区，应当不用这么恐慌，把心一横，摘了口罩。

　　后来我采访康复的病人，都不戴口罩。因为我相信他们是真的被治好了。我还想通过自己的采访行为和他们的自身经历告诉读者，“非典”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是可以预防的，治好后就不会传染了。

　　沈嘉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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