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晨练的老人，因为场地而发生了纠纷，于是上演了两拨老太太的群殴事件。混乱中，一老太太摔成轻伤，这么一件简单的治安事件却三上民事法庭，迟迟难下定论……

　　1 晨练老太们打起来了

　　2001年9月16日6时，呼兰县西岗公园的一角，55岁的退休教师张秀云与往日一样练习着

拳法，正当她练得全神贯注时，旁边树林里的嘈杂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原来，呼兰县西岗公园因处于众多居民区之间，因此来此晨练的老人格外多，因为地方有限，经常会发生互相争抢地方的事情。

　　这天早上，就是因为扭秧歌的队伍抢占了练剑队伍的场地，致使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双方都是队伍庞大，所以互不相让，扭秧歌的老太太们觉得谁先来的地方就该归谁用。而练剑队伍的教练认为她们在这块场地练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凭什么占了她们的地方。

　　双方越吵越凶，两个队伍的领队开始动起手脚，紧接着几个老人都动了手，这时候，练剑的退休教师王老太突然被人推倒，继而双方发生了群殴。

　　见到场面一片混乱，站在一边看热闹的张秀云立即走上前去，一边扶起被秧歌队伍打伤的王老太，一边劝双方不要打架。但群殴越演越烈，张秀云也被卷在其中。

　　见情况混乱，围观的群众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就在呼兰县和平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时，扭秧歌队伍中的王秀芬突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民警一边护送伤者，一边在现场了解情况，这时，练拳的张秀云还为双方做了证人。

　　因为涉及到受伤者，派出所为双方出具了验伤单，被打伤的王秀芬在呼兰红十字医院被诊断为压缩性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九级伤残，住院45天后出院。

　　2002年1月12日，派出所对此案进行了处理。

　　王秀芬经过辨认，从当日在场的三人中认定张秀云就是当日推倒她的人，并提出要求张秀云给其医疗费用赔偿。派出所为双方出具了调解书，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秀云与王秀芬有身体接触，只能通过推理辨认认定张秀云为责任人，所以希望双方共同负担王秀芬老人的医药费用。但王秀芬觉得所有的费用都应该由张秀云负责，因此不同意调解，而张秀云更觉得自己冤枉，也不同意调解。此案在派出所阶段就以这张调解书告一段落。　2 “扭秧歌的”提起诉讼

　　2002年1月21日，王秀芬向呼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张秀云承担刑事责任，并赔偿医疗费用。但法院认为此案构不成刑事案件，因此驳回起诉，未予立案。

　　因涉及医疗赔偿，王秀芬又向呼兰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2002年3月29日，呼兰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审判人员经过了解，此案因为原告经过司法鉴定已经构成轻伤，不属于民事调解范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驳回原告王秀芬的起诉。

　　派出所只给调解，而法庭又不受理，受了伤又花了近万元医药费的王秀芬困惑了，此案到底该谁管？于是，王秀芬上诉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6月14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消呼兰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此案由呼兰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2002年10月22日，呼兰县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因为此案有众多特殊性，吸引了大量旁听者。为了证明事件的真相，法庭先后听取了8名证人的证言，双方对争议的焦点———原告到底是不是被告所伤进行了大量的质证。

　　法庭上，原告出具了公安局、和平派出所的调解书，证明本案的责任人是被告张秀云。另外，原告王秀芬的亲属证明原告是被被告所打伤的。

　　而被告张秀云提供了7名证人，都证明张秀云在案发现场并没有打架，更没有伤到原告。

　　其中被秧歌队打伤的退休教师王老太证明，她受伤后，张秀云一直在她身边护理，根本没参与打仗，因此根本不可能伤到王秀芬，王秀芬之所以认定张秀云打伤她，是因为张秀云曾为警方作证，证明是她们秧歌队先动的手，所以王秀芬故意报复张秀云。

　　3 一审：被告赔偿60

　　%%对截然不同的证词，双方进行了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所提交的派出所提供的调解书违背事实，是由原告推理辨认所得，不应该作为证据。而且原告的证人是原告的直系亲属，证言的证明效力要弱于其他证人。

　　而原告则认为，被告所有的证人都是练剑队伍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证词不应被采信。

　　对这样一起特殊的案件，证词到底如何采信，让办案人员非常为难。经过讨论，法院认为，原告的证人因为是原告的亲属，又不能证明她自己当时在现场，因此证词无效。而被告的证人均是练剑队伍中的，没有扭秧歌队伍的人员，因此被告的证人证词也不予采信。惟一能证明本案经过的只有公安机关的调解书，法院认为，呼兰县公安局和平派出所在接到报警后采用侦查手段对这起治安案件进行了侦查，通过调查在场人和采用对行为人进行辨认手段确定行为人是被告张秀云，并经呼兰县公安局进行调解，法院认为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其确认是合法有效的，故对公安局的辨认笔录、调查笔录、调解予以采信，确认被告张秀云对原告王秀芬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

　　根据按责论处的原则，被告应负赔偿责任的主要责任，即赔偿总额的60%%，原告应负赔偿的次要责任，即赔偿总额的40%%。　4被告律师：此案不该上民庭

　　被告张秀云及其辩护律师认为此案既然已经涉及轻伤害，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因此，被告于2003年1月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告的民事纠纷起诉，由公安机关按照正常的治安案件处理。

　　4月末，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因为此案情况极为特殊，涉及治安案件是否能在民事法庭审理，以及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是否在民事案件可作为有效证据等问题，因此，此案仍没有最后判决。

　　5月13日，被告方辩护律师孙伯阳对此案谈了他的看法。

　　首先本案到底应不应该上民事法庭？因为本案中原告已经经过司法鉴定证明属于轻伤，那么就构成了治安案件，而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案件时，不能只以调解书作为此案的终结，而是应该当作治安案件处理，给双方一个责任的划分。因此，律师觉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本案不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根本不应该在民事法庭上审理。

　　另外，对公安机关出具的调解书能不能当证据，孙律师也提出质疑。孙律师认为，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打架斗殴等治安事件出具调解书，但必须是双方自愿调解并达成共识，才能在法庭上生效。而作为法庭证据的公安机关出具的调解书上明确写着：双方当事人对调解书上所诉事实都不同意，因此这份调解书根本没有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不该作为本案的惟一证据。

　　对本案的证人效力，律师也有异议。原告的证人是其亲属，依据法律规定，此类证人所做的证据在效力上要明显弱于他人。而被告的证人已经达到一定数量，不该因为是练剑队伍而不是扭秧歌队伍的就不采信。因为原告同样没有扭秧歌队伍的证人。

　　被告律师认为，公安机关辨认被告人的程序也不合法。按照法律规定，在原告不能确定谁直接对她造成伤害时，可以采取辨认的方式，但参加辨认的必须为7～10人，而此案中，派出所的民警只让原告在3人中进行了辨认，这是不合法的。

　　据孙律师介绍，正是因为这些特殊的情况存在，才导致本案在民事法庭上难以审理，难以判断。近日，本案将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裁定判决。

　　（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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