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 李华

　　伊拉克战争前，人们还在为人道主义干涉或是主权与人权的关系而争论；在伊拉克战争中，人权和主权在超强大的对手面前失去了话语权。所有国家由此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面对超强大的美国，究竟应该对它绥靖，反抗，还是顺从？这其中最矛盾的，要数欧洲国家。因为，在什么是和平和怎样实现和平的问题上，欧洲与美国所使用的已经不是同一种语言。

　　有关欧洲人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反战行动，早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不应否认的一点是，不管有多少现实利益的考虑，欧洲人有一整套扎根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和平观，对和平有着自己的理解，这种和平观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远追柏拉图，近溯康德，从贤人治国到永久和平，持续动荡的欧洲却激发了灿烂的和平理想。这是欧洲人对于和平的精神诉求。

　　欧洲人对于和平的诉求体现在世俗领域，就是“一统欧洲”的宏大理想。由于欧洲的地缘政治特点，从凯萨、卡尔，到拿破仑，都梦想在自己的手里建立统一的欧洲。这样的努力（伴随的往往是暴力），一直没有间断过，所打的旗号却是“长治久安”。两次世界大战，用战争“一统欧洲”的努力走到了尽头，也致使欧洲一度沦为废墟。

　　二战以后，欧洲在精神和世俗两个领域对和平的追求第一次很好地结合起来，最终走向了和平和发展兼顾的区域联合道路。最新的进展是，欧洲制宪筹委会要向欧洲理事会提交一项宪法性的条约草案。根据这份草案的精神，欧洲将向一个拥有统一宪法的联邦体制发展，“大欧洲”的和平理念有望成为现实。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作为动力，欧洲联合的进程恐怕很难发展到今天的这种水平。

　　但是理想毕竟是理想。在现实政治中，欧洲各国又表现出很大的分歧。以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为例。欧洲国家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类如英国和丹麦，对欧洲联合防务持怀疑态度，更愿意在北约范围内保障自身的安全；一类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希望看到美国和欧洲大陆在军事力量上的平衡，从而获取安全保障；一类如德国和法国，希望发展欧洲独立防务，安全保障由自己来负责。尽管怀抱“大欧洲”的理想，但哪一个欧洲国家也没有放弃以主权划线。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不得不常常让理想为现实让路，它们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分裂即为明证。

　　和欧洲不同，美国的和平观自始至终充满现实主义色彩。这种和平观的出发点是：世界是无序的，国家安全因为外部威胁而常常陷入困境。

　　历史上的美国并非没有过“理想”。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曾提出，“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根据他的见解，只有用道义力量控制国际关系，健全国际法准则，建立国际性机构和组织，才能防止战争的发生，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埋下了伏笔。只不过，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实力有限，需要充裕的时间和和平的环境来发展壮大自己。

　　对比二战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战争都有美国的身影。“9·11事件”后，美国的和平观更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谋求主导世界战争，其和平观念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几乎褪尽了颜色。当今的布什政府已经将现实主义发挥到了极至：它奉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安全”，着眼全球并且要求集体服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在“老欧洲”中安插了英国，后来又在“新欧洲”安插了波兰，以防止强势欧洲的出现。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前，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多少没有看透这一点，不愿相信美国会“单边”到如此程度。现在，伊拉克战争已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联合国在战前的无力，美英主导下的战后重建工作，都让“老欧洲”感到尴尬和不适，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坚持自已的和平观还是接受美国的现实领导？对欧洲来说，这已经是哈姆雷特的那个著名的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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