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记者自我隔离两星期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6日08:31 金羊网-新快报

　　冒着被感染危险进入非典隔离病区近距离采访切管手术

　　新快报记者　宋布军

　　引子

　　5月4日下午，我结束了在南方医院非典隔离病区的采访，驱车回到家中。正用消毒水清洗衣物，就接到报社的电话：为了全报社的安全，你得在家自我隔离两周。

　　没办法，那实在是一次高危采访。3日深夜，南方医院重症隔离病房的一名非典病号突然告急，医生为其施行气管切开手术，我当时就在离手术床不到1米的地方，看见病人胸腔内的气体和血液从伤口涌出，并拍下了手术全过程。还需交代的是，病房用风扇通风，医生站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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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头，我站在下风头，极易被飞沫感染。这是我长大成人后，首次失去行动自由。

　　电视节目再滥都追着看

　　记者是个跑跑颠颠的行当，一下子被困在家里，其郁闷可想而知。那几天天气还特别好，阳光明媚，春风送爽，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往下看，一群孩子在楼下嬉戏，虽然羡慕，却非常清楚不能下楼。

　　其实从南方医院一出来，我就开始害怕：不知道身上是否染上了病毒，万一把病毒带到社会上，这个责任就大了。尽管我不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但面对医院外的安宁祥和，我还是顽固地要用“和平”这个词来描绘。我不想因为我而破坏了这种和平与安宁。

　　隔离的头三天是极其烦闷的。窝在沙发里，手持遥控器，把电视几十个台从头换到尾，又从尾换到头。三天后就老实了，赖在沙发里，哪都不想去，再滥的电视节目都追下去看，眼看游冬泳消下去的肚皮又慢慢隆起，还一点都不着急。

　　一闭上眼就想萝卜牛腩

　　被隔离的日子里，吃什么是个问题。一天到晚没什么活动，中午饭吃完，肚子还胀着哪，天又黑了。想起多少年前下乡那会儿，粮食不够吃，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会儿被隔离了，正是“闲时”，冰箱里也没什么储备了，就喝粥吧。

　　才喝了两天粥，人就顶不住了，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萝卜焖牛腩。忽然想起杭州有一座居民楼被隔离后，有人想吃糖醋里脊，政府立即照办。人家那是政府下令隔离的，吃喝拉撒统统包下来。我这属于自我隔离，想吃萝卜焖牛腩谁理呀。同是隔离，差距何其大也。

　　就好像同是参与战争，巴顿和加里森敢死队就不一样。巴顿要是打败了，属于战犯，是统战对象，可以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小哥儿几个打败了，拉出去就毙了，后悔都来不及。尽管都是打仗的好手，级别不同，待遇也就不一样。所以，干什么事都得努力往“战犯”上靠，否则就像我现在这样，落得个想吃萝卜焖牛腩都不得的尴尬境地。

图：新快报记者宋布军在两个美眉的帮助下穿防护服。

　　读冯小刚的书真叫解闷

　　拿巴顿和加里森说事不是我的发明，我没那么聪明，这都是从名导冯小刚的书里看来的。冯爷的书叫《我把青春献给你》，那真是一本解闷的好书，伴我度过了许多单调日子。此书乍一看是个京油子在那耍贫嘴，细品味才发现有大智慧焉。生活中许多大道理，经冯爷油嘴滑舌这么一扯，立刻就深入浅出了，哈哈一笑之余明白了不少。要不说冯爷的电影拍得好呢，人家心里头明白。

　　还说巴顿和加里森这个例子吧。我一看完，第一反应就是往后做事怎么都得往巴顿的级别上靠，这就又错了。只有巴顿才能是巴顿，加里森也只能是加里森，不同的人只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任你怎么努力，加里森也成不了巴顿，巴顿也不屑于去做加里森。

　　冯爷还在书里委婉地批评了葛爷（葛优）。葛爷拍了几部贺岁片，红遍了中国，心有点野了，想玩点艺术，去拍文艺片。而另一位凯爷（陈凯歌）在象牙塔里呆腻味了，想出来为人民服务，拍点群众喜闻乐见的片子。这两位爷的野心都遭到了冯爷的迎头痛扁。

　　想想我们摄影圈也是，这两年各种现代流派异彩纷呈。比如我们的摄影记者大食，遇到下雨，就拍了一组像朦胧诗一样美的照片，听说迷倒了一片漂亮美眉，我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同样的事放在我身上就不灵了，一下雨，我躲还来不及呢，哪儿有心思去想朦胧诗？所以呢，我还是坚持把新闻照片拍好就行了，这才是我的强项。朦胧诗就交给别人去作吧。

　　冯爷的书给了我许多欢笑，也给了我不少思索。在被隔离的日子里，读冯爷的书，真解闷！

　　非典跟1918年流感没法比

　　听说我被隔离了，许多朋友都打电话来慰问，而且无一例外都问：你进去(非典病房)怕不怕？我也无一例外地回答：不怕。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非典看似来势汹汹，其实跟1918年的流感相比，才哪儿到哪儿呀。1918年全球爆发流感，死亡2000多万人，想想那时候的人该有多么绝望。可是现在还有谁还记得那次流感呢？人类早都战胜它了。非典也是，的确要死一些人，也许还会包括我，但灾难一定会过去，人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恐慌中。这就叫从战略上藐视敌人。那战术上呢，就得重视敌人了，该穿该带的防护用品一点也不能马虎。

　　科学家说了，这个病是能防能治的，事实上也确有医院至今无一个医护人员被感染。若不幸感染了，死亡率也就5%左右，大部分还是治好了。这都是事实，所以不必过于恐慌。

　　真要是不走运也没办法

　　有人不依不饶：要是你被卷进那5%呢？那只能算是不好彩啦。也许，每一个战地记者都相信自己能逢凶化吉，枪林弹雨之中只能凭这点信念支撑着自己了。不幸的是，上帝也有打盹的时候，真到了不走运那天也没办法，牺牲也是战地记者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我相信，1956年，罗伯特·卡帕在印度支那被地雷炸得飞起来时，他最后的意识中一定不会后悔选择了战地摄影记者这个职业。他最多也就是后悔刚才最后一步为什么不往旁边偏出10厘米。

　　慢着，怎么说着说着就把自己和罗伯特·卡帕联系到一起去了？卡帕是什么人？那是摄影记者的一座山，我这辈子加上下辈子努力，也决无可能攀上去。哪能刚干了一点事，就把自己跟卡帕放在一起说事呢。这就叫言多必失呀，一不小心就露出了隐藏在36层口罩后面的无耻嘴脸。

　　与隔离医生一起数日子

　　给我打电话最多的还是南方医院的医护人员，每次都非常关心地询问我的情况。3日晚上抢救时，为病人切开气管的吴旭副教授是从胸外科支援过来的，也被隔离不能回家了，经常打电话和我一起数日子。

　　陈洪光牺牲后，吴旭打电话给我：“陈洪光是给病人插管感染的，我也给病人插管，我不会感染吧？”我忙说：“不会，陈是太疲劳了，你不会。”“真的不会？”“肯定不会！”我俩在电话里这样互动了一番，彼此心里都觉得宽慰了许多。

　　说我是英雄实在不敢当

　　我是惟一一个进了隔离病房和他们“三同”的记者。在这非典时期，医院其他科室的人都不再登他们的门，我的采访使他们感到获得了外界的理解。因此，他们总说我是英雄，侯主任还说要请我喝酒。

　　喝酒的账先记下，等他们隔离完了再说，英雄就真不敢当。面对他们，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一向认为，无论如何，记者都不过是事件的旁观者，真正冲锋陷阵攻城拔寨的还是士兵。能被士兵接纳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于我已是十分荣幸。任何一个战地记者，都只能以其作品说话并得到尊敬，好像还没有被作为英雄的。我也就免了吧。

　　我的隔离已解除，侯主任也快了。这喝酒的事，也快了吧。

　　（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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