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刘孝雨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6日10:17 三秦都市报

　　刘孝雨今日来本报接听热线

　　电话：（029）2227294

　　时间：下午2：00—3：00

　　本报讯 记者张利平　本报昨日推出专题报道《是是非非刘孝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市民打电话到报社希望能与刘孝雨进行交流。为此，本报决定今天下午2：00—3：00开通专门热线029　2227294，邀请刘孝雨接听热线，与市民交流。

“反扒能手”刘孝雨有话要说：“我为炭市街每年保住500万”

刘孝雨称收取杜兵500元现金纯属无稽之谈。记者李鸣钟摄

　　“我出面抓贼是与非，老百姓心中自然有一杆秤。”这是刘孝雨看过本报关于他的专题报道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昨日上午，刘孝雨打来电话，说他实在想不到自己的行为会遭来这么多的议论，他再三表示，要和记者好好地谈一谈。以下是刘孝雨的自述。

　　“我抓的贼为什么难处理”

　　有人认为，我抓的贼大多无法处理，我不受警方的欢迎。这番话对我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东大街和解放路这一带的几家派出所对我送贼都是笑脸相迎的。无论我将抓来的贼扭送到哪家派出所，他们都会笑逐颜开，请我吃饭、喝酒、抽烟，很义气的样子；而只要有媒体报道了我抓贼的事迹，有人就会立刻不高兴了，好像是我抢了他们的饭碗。

　　警方称，我抓过的贼多半难处理，究其缘由，除了法制不健全（未成年人和自残行为的人难以处理）以外，还有人为的因素。只要我将贼送到了派出所，他不久之后还会被放出来，然后再回到人多拥挤的地方继续偷窃。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抓了放，放了抓，形成了贼越抓越多的怪圈。还有警察说，我抓贼的时候缺少证据和受害者，我承认有这种情况。实际操作过程中，我还是非常注意寻找证人和证据的，要不然我身后没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支持。

　　我是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在抓贼，但我没办法处理他，警方怎么处理，那是他们的事。

　　吃百家饭沿街乞讨的行者

　　我恨小偷，心中自然形成一种“小偷与狗不能上街”的概念，所以每当我抓住一个小偷时，我都要先将他打得很惨。我知道我这样做合理不合法，法律怎么制裁我，我都愿意接受。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抓贼，久而久之，我就无法从“抓贼”的意念中走出来。由于我经常和贼打交道，很多贼我都熟悉，甚至有时躺在床上想到某一个贼的面容，我上街后准能看见他。东大街、炭市街、解放路很多经商的老板都很支持我，对我都很客气，每抓住一个贼都会换来一片感激的目光。我就像一个沿街乞丐，从来不曾为自己的衣食发过愁，无论走到哪家，都会有饭吃，换季的时候都会有新衣服穿。

　　“我不在的时候，炭市街每天要损失2—3万元”

　　昆明一家公司要出10万元年薪聘用我，我不是贪财的人，但还是决定把这消息告诉炭市街的老板们，他们这样劝我：西安是你的第二个故乡，这里是实现你人生价值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多不容易呀。我知道炭市街上的贼太多了，我不在的时候，那里每天要损失2—3万元，如果我每天在炭市街走一趟，小偷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年下来，我可以为炭市街保住近500万元的损失，尽管我很清贫，我还是能够掂量出10万和500万的差距。至于，杜兵说我收取他500元现金纯属无稽之谈。

　　尽管我的做法受到警方的争论，我还是不会和他们计较的，毕竟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比如抓到贼涉及到未成年人等。由于无法可依，处理起来很困难，只得很无奈地将其放掉，如果再犯事再抓进来，直到能够处理为止。

　　我特别希望人大能够立一部相关的法律，好让警方在面对未成年人和惯偷的时候该如何对待。各派出所之间互相联网，要想查一个小偷的资料，只要上网就可以轻松找到，像惯偷就可以处理得重一些。派出所最好不要使用保安办案，有多数影响警察形象的做法大多是保安的作为，真正的警察都不会违反法律。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好像难以在西安立足了，如果真的把我逼到一个尴尬的境地，我还是会选择离开西安去昆明拿10万元高薪的。不过，我希望无论是谁抓贼，只要维持好西安良好的治安秩序，我也备感欣慰了。

　　采访后记

　　刘孝雨在向记者诉说的过程中，话语不时就会遭到慰问电话的打断。中午吃饭时间到了，一脸和蔼的邻居端来了自家的饭菜，默默地放在刘孝雨的桌子上，然后再默默地离去，刘孝雨本人也不说什么，端起碗来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特别香。他与邻居之间，相处得是那样融洽。

　　采访一直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的，听说他遭到非议，炭市街的生意人、部队的老战友都来看望他，安慰他，鼓励他。直到记者合上采访本，这一切都没有结束。采访结束时，刘孝雨的电话又响了，一位做生意的先生请刘孝雨到他家吃饭，已经做好了。刘孝雨一口谢绝：“一周以后吧。那家伙真是艾滋病，我不能连累你们。”对方还不放电话。泪水在刘孝雨的眼眶里打着转转。（本报记者薛昆）

艾滋病患者杜兵现身本报：刘孝雨索钱不成下狠手

杜兵说他没有抓伤刘孝雨。记者阮班慧摄

　　昨日本报独家报道了《是是非非刘孝雨》后，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询问抓伤刘孝雨的小偷杜兵究竟是不是患有艾滋病？杜兵究竟为什么会下手抓伤刘孝雨？为什么“非要置刘孝雨于死地”？昨日下午，记者就此采访了当事人杜兵。

　　“患艾滋病已经五六年，至今未见好转”

　　昨日下午16时许，杜兵打电话找到记者称有话要说，半小时后他如约来到报社，一见面，他就递上自己的身份证，让记者“验明正身”，并关切地告诉记者“看完后，一定要洗洗手”。记者在身份证上看到，杜兵，男，1967年4月14日出生，碑林区西号巷17号305号。他告诉记者，他名叫杜兵，媒体的有关报道中把他的名字误写为杜斌。他是五六年前染上艾滋病的。几年来，他有钱就治病，没钱就不治，因此病情至今未见好转。就因为这样，他在省防疫站、和平路派出所“挂上了号”，每个月都要去防疫站汇报自己的情况。

　　“2002年冬季与刘孝雨相识”

　　杜兵告诉记者，他是2002年冬季的一天与刘孝雨相识的。那天，他在骡马市一带闲转，伺机下手。忽然，一个武警出现在他的面前，从他衣服口袋里搜出一把镊子说：“伙计，该下班了。”杜兵说：“我下啥班呢？”武警就从腰间取出铁链打他，问：“有钱没有？”他说：“只有40多块钱。”武警说：“走，到派出所去。”他说：“你看我人都成这样子了，就饶了我吧，我给你钱买包烟抽。”随后，他给了武警40元钱，就走了。后来，他才知道，这名武警就是刘孝雨。从此，他们就认识了。

　　后来，刘孝雨每次见到杜兵都会说：“过来。”要么要钱，要么要烟，要么让杜兵请他吃饭。

　　据杜兵说，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大约在刘孝雨身上花了500—600元钱，两人经常在安东街一带吃饭，许多人都认识他们。

　　刘孝雨索钱不成下狠手

　　据杜兵说，5月21日上午7时许，他与刘孝雨在骡马市相遇，刘孝雨让他拿200元钱来，说要给家里寄回去。杜兵说：“我真的没钱。”刘孝雨说：“看来不能多给你好脸色，看我怎么收拾你。”

　　5月23日上午，杜兵准备去和平路派出所汇报情况，走到建国路菜市场附近时，又一次遇到刘孝雨，刘对他说：“过来。”他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前走，刘孝雨又一次拿出铁链打在他的后脑勺上，紧接着又打了七八下，他始终没有还手。

　　杜兵解释，“我当时确实没偷东西，否则刘孝雨的铁链不会从后面打来。再说了，既无失主，也无作案现场，刘孝雨凭啥说我偷了东西。即使我偷了东西，也该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刘孝雨凭啥动手打我。”杜兵称，刘孝雨打完他后，转身要走，被他拽住，并且他打“110”报了警。

　　“非常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我并不想置刘孝雨于死地。”杜兵称，和平路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后，把他和刘孝雨同时带上警车，刘孝雨坐在前排，他坐在后排。用右手捂着头上流血的地方，当时刘孝雨回过身来，在他嘴上打了一拳，他用左手本能地挡了一下，可能划伤了刘孝雨的脸，但他当时确实不知道。

　　杜兵说：“刘孝雨抓我、打我，我非常恨他，但我从未想过要置他于死地。作为艾滋病患者，我知道怎样传播最快，如果想让他死，我完全有机会咬他一口，但我从未想过这样做。我在生活中处处都注意此事，不与人共餐不与人共用生活用品，不出入人口集中的地方。非典流行以来，我多次去非典办及防疫部门检查，就是害怕出现问题再传染别人。” （本报记者张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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