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5月26日报道，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这是近一个时期来中科院新组建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首任所长、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人杨焕明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
杨焕明很痛心，因为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这不仅因为第一个SARS病人在中国发现，中国科学家应当有机会最早接触到第一手资料，而且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
中心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绝不逊于国际同行。而令他和我们都更痛心的是，占据天时地利的中国科学家之所以打败仗，居然是因为采集不到病毒标本，尽管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病毒标本比比皆是。 问题出在体制方面，他说：国有科研机构养成了等任务的传统习惯，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国家几个中长期的科研计划，都希望从那里面去找项目、找经费，然而对市场上真正急需的，尤其是出现了像SARS这样与人民生命安全相关的紧急情况，特别需要科研人员主动出击的项目，很少看到有人出来积极请战。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病就是部门分割，各自为战。
就我所知，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什么是国家的设备，什么人可以用，都定义和规定得很清楚，根本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去争取。而在国内的个别地方则相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什么都靠争取，什么都可以争取，少数人就是利用行政资源和权力，而不是靠其在某领域的水平名利双收的。于是便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在个别地方和部门，有水平想搞科研的科学家缺乏资源和经费，没水平不想搞科研的人却在大肆浪费着资源和经费。
不管怎么说，善于发现不足，敢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失败，这是一个科学家起码的道德和良知。承认失败也是一种成功。但我更希望，有了这次教训，科学家不再因为敢于说真话和能承担失败扬名，而是凭其真实的科研成果，不再去争取项目和经费而是去争取发现。否则，那不仅是科学家的悲哀，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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