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现最早接触规模技术不逊国外首创研究纪录为零

新快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这是近一个时期来杨焕明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面对前来视察工作的胡锦涛总书记他这样说，在中科院紧急行动计划的启动会议上他这样说，在接受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的任命时他还是这样说。

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海外有华人同行指出：这两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的发表，宣布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战结束，中国科学家败北。

36小时出成果仍迟一步

杨焕明清楚，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这不仅因为第一个SARS病人在中国发现，中国科学家应当有机会最早接触到第一手资料；而且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中心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绝不逊于国际同行。

杨焕明的创业伙伴、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汪建更是痛心疾首。他曾在首家宣布SARS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加拿大研究中心工作过：论规模，那家中心比我们所要小得多；说技术，我在那里就是专门负责技术工作的。但现在我们竟落到了他们后面。

尽管北京基因组研究所4月15日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送来的病毒样本之后，在不到36个小时的时间内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但就在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已在日内瓦宣布，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科学家将其命名为SARS病毒。从SARS病原体的发现到病毒检测诊断以及理论的阐述，中国目前的首创记录全部为零！一位资深专家这样指出。

寻找标本好似特务活动

早先的一份内部资料上，记录着杨焕明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杨瑞馥的建议：我国在SARS病原鉴定上进展甚微，暴露了传统方法在新发疾病病原鉴定方面的不足，建议在现有技术基础上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整合更多力量，建立突发烈性传染病病原快速鉴别诊断体系，为及早控制疫情奠定基础。

杨焕明回忆说，还是在今年春节以前，我们就四处寻找病原体样本，直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主动送来病毒样本之前，我们一直都没有得到。难就难在这儿，如果早些拿到样本，我们很有可能领先。

汪建博士为了寻找病毒标本，数下广东，结果都无功而返。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只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是病毒标本的合法持有者，外界难以介入。另外，当时广东对SARS患者进行尸检的数量很少，能够提供的病毒标本确实非常有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可是取货非常困难，要在晚上10时以后早上7时以前去，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遮挡严实的口罩。事后汪建开玩笑：我们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

缺乏协作暴露机制弊端

汪建说：现在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科学家之间要跨学科、跨部门协作，肝胆相照，不要讲什么别的，比如排名先后等等。

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中科院政策研究局原副局长陈浩分析说，这和我们国有科研机构长期养成等任务的传统习惯有关，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都盯着国家几个中长期的科研计划，希望从中找项目、找经费，然而对市场上真正急需的，特别需要科研人员主动出击的项目，很少看到有人出来积极请战。直到胡锦涛总书记发话了，各路兵马才浩浩荡荡地走出来。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病就是部门分割，各自为战。就拿医学科学研究来说，卫生部、科技部、军队、高校各自都有一套人马，各自占据一部分资源，各个系统之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由此耽搁了查出SARS病原的时间。

而最重要的恐怕是，面对突发事件，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高速、有效的科研应急机制。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它牵扯到科学家的力量调配，物质、资金的分配和保证等等。（侯颖／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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