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这是近段时期来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话里隐隐透着他的心头之痛（中国青年报5月26日）。

　　 对中国基因科学家来说，这实在是个不该有的失败。因为这个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人才、缺乏资源、缺乏技术。按照杨焕明和同事们的说法，论规模，首家宣布SARS为一种新型

冠状病毒的加拿大研究中心比我们要小得多；说技术，副所长汪建当年就是在那家中心专门负责技术工作的。

　　 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输，乃是输在科研意识和科研机制上。这意味着，杨焕明和其他专家的心头之痛，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科学家的科研之难。

　　 SARS是一种公共性传染疾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控制疫情，必须依靠各部门各领域的积极配合，全方位整合各种科研资源。而通过基因序列查找病原，显然是遏制SARS最基本的一个突破口。这对从事基因研究工作的杨焕明和他的团队来说，本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然而在他们最需要帮助，需要支持的时候，却没有这样一个协调合作的科研环境。

　　 据报道，为了寻找病毒标本，汪建博士数下广东，结果都无功而返。最后，还是私下通过朋友关系在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其形其景，如汪建玩笑所说，我们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

　　 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我国科研攻关向来条块分割，缺乏统一协调的合作机制。这种弊端在此次SARS攻关中就显露无疑，卫生部、科技部、军队和高校各自拥有一套人马，各自占据一部分资源。这样各自为战实际上把各个科研单位孤立了起来，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更令人忧心的是，现在许多科研人员还是计划体制下的被动思维，工作上惯性地等任务，等分配，而有些人更是惟利至上，完全背弃了科研的公益动机，没好处的项目不上，没经费的课题不做。

　　 所以，要让杨焕明们不再耿耿于怀，为提防日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危机，就必须建立高速有效的日常科研机制和应急机制。这就需要有关政府的积极协调和控制，逐步打破各部门领域间的封闭状态，破除种种束缚科研合作的制度掣肘。比如放开疾控中心对病毒标本的专有权，让其他科研工作者也能正当享有采样自由。而各科研单位更应放弃门户之见，统一利益意识，在公共危机来临时拧成一股绳，迅速形成整体战斗力。

　　 SARS确实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在科研领域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从这点讲，如果我们不能吃一堑长一智，消除弊端的话，即使国家科研投入再大，人才再多，优势也不会变成动力，杨焕明之痛还会成为更多人的心头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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