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非典病毒突如其来的时候，我们平日里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也突然地显现出来，这其中，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大到我们的法律制度，都有需要改变的地方，都有值得完善的地方。非典病毒，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带来威胁，给国家的经济带来损失，也促使我们反省自身。

　　疑惧心态扩散

　　“我现在总是感觉实际状况比官方报道的要严重得多，老怀疑瞒报。另外，对政府控制疾病传播的手段、能力和措施表示怀疑。这种担心让我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焦急状态。”一位名叫“nkfeiyang(飞扬)”的网民在网上发帖子向心理学家求助。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的状况下以其诸多的不可知因素造成社会民众心理上的巨大恐慌。一时间关于非典的各种传言流传甚广。因此，在疫区，在城市和农村引发了一系列非理性行为，从而更加重了人们在心理上的紧张和恐惧。

　　“在非典疫病袭击中损失的财物可以弥补，但此次事件对人的心理带来的创伤却不是一下子可以愈合的。这种重建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研究中心樊富珉教授忧心忡忡地说。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非典病魔击中的人只是少数，然而它对每个人的心灵都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创伤。

　　“像刚才那个网民的心理状态很典型。在危机状态下，有些人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相信事实。另外，像那种逃离疫区或者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步，整日吃方便面的行为，都是出于对生命感受到威胁的过度性、非理性的反应。”樊教授分析道。

　　记者拨通了人大、北大、清华和中科院近三十个专家的电话，他们回答都很匆忙。继医生、护士、环卫工人等奔赴抗非典一线之后，心理学家们也开始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如果说医生履行的是救死扶伤的职责，那么心理学家则在进行一项更为艰难的工作———医治心灵。

　　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普通居民，都无一例外地拒绝了记者面访的要求。非典恐惧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排斥还未消除。有居民向记者诉苦：“在办公室里想咳嗽都得憋着。”非典恐惧造成的个人对政府的不信任也还存在，有居民措辞激烈：“政府某些高官公开撒谎，我不敢信了！”

　　中科院心理所发布的《北京居民非典疫情应对行为调查报告》表明，有58%的居民相信疫情能在半年之内得到有效控制，政府疫情通报是最可信的疫情信息来源。那么，另外42%的人呢？

　　为什么不相信

　　时间追溯到几个月前。

　　2月8日，广东省开始大面积传播“广东流行可怕致命病菌”的消息，亲朋好友之间打电话、发短信互相转告，网友自发在互联网上发布这一消息，直至11日出现跨省大恐慌，引发了疯狂购药和购物。在这三天关键的时间里，政府和媒体由于反应迟缓而丧失了平定事态扩展及安慰民心的宝贵的机会。

　　4月20日意义非凡。这一天，传出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辞职的消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就政府部门未能有效处理公共健康危机做出公开自省。同时，疫情数据出现转变———政府在面向全国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北京感染SARS人数是先前报告的十倍。

　　中国的所有传媒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完全改变，SARS资讯迅速取代了伊拉克战事报道的地位。

　　“当社会面临重大变革或遭遇严重灾害时，人们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为保持这种平衡，人们必须寻求信息。在科学正面的信息缺位时，人们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自救信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小道消息。于是各种流言相比政府发布的信息就先入为主了。”中科院心理所的心理专家王极盛教授说。

　　樊富珉教授分析道：“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些信息不那么公开，并且普遍存在着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心态。SARS是一场突发的特殊疫情，危险程度高，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也就非常强烈。”

　　樊教授和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李霞云合著的《非典时期传言的社会心理分析》中写道：“如果危机事件发生了，人们对从正式渠道得到的信息不满意或者不足以解除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那么它就会造成传言的迅速传播……这种传言由于掺杂融汇了参与者个人的动机和情绪，有可能成为更加威胁民众心理安全感的极大力量。如果没有及时以强有力手段的澄清和控制，往往会导致人心崩溃、局面失控的可怕后果。”

　　为什么恐慌

　　大约在4月上旬，北京城内开始流传有关SARS的各种说法和猜测；中旬，铺天盖地传说SARS；4月22日前后，出现了“抢购”日用品、食品、保健医药品的购物潮。

　　樊教授分析了SARS恐慌心理产生的原因。

　　恐慌源于人的安全感受到威胁。安全感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SARS传播快、影响大、死亡快，使人风险预感大大增加。

　　恐慌源于对SARS不了解。SARS是一种新的传染病，人类对它的认识有限。致病机理、传播途径、治疗方法等都还不清楚。加上病毒很微小，肉眼看不见，无法分辨感染者，防不胜防，这就容易增加人们的恐惧感，导致出现“过度担心”。

　　恐慌源于对SARS疫情信息不明确。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任何人和组织都不是先知先觉的，决策需要时间，体制需要改善。当SARS的信息不确定，对现状不了解，个人会失去控制感，甚至无所适从。

　　恐慌源于对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干扰的不适应。由于SARS的高传染，疫情流行期需要切断感染而采取隔离措施等，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出现种种不适应。

　　恐慌源于对现在和未来生存状态的担忧。比如患了SARS怎么办？谁来支付医疗费？会不会被歧视？在这些因素的压力下，人容易变得脆弱，会在心理上形成更大的担忧和更强烈的恐惧感。

　　建立公众心理支持系统，迫在眉睫

　　面对SARS带来的恐惧和不信任，除了政府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以及媒体加强真实报道外，樊教授认为，建立公众心理支持系统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任务。

　　“人在面临巨大压力时，比如你的亲朋好友突然被隔离了，至死都不能见面，这种打击和创伤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心理医生帮助他们调整，他们就只能忍受痛苦，而心理问题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延续。”樊教授的很多同事都已经到医院为病人及家属排除心理恐慌和压力，但这些心理工作者的人数远远不够，他们常常感到人手的紧缺。

　　“疫情开始时，政府把注意力放在寻找病源寻找对策上，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但之后，政府应该更看重心理学家的作用。”

　　面对非典流行的严峻形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和北大心理学系开通了非典心理援助热线，热线号码是62767382，62767383，开通时间为每天10时到每天22时。已经80岁的著名心理学家李心天教授说：“虽然家人不让我出去，但我可以通过电话来贡献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这次行动，还可以把心理卫生界团结起来，再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我们就可以马上启动心理援助行动。”(陈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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