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未之痛，撕心裂肺的不仅是感染致命病毒的脆弱肌体，还有谎言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府带来的巨大伤害。

　　 2003年春天，中国的国际形象骤然遭遇到一次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

　　 危机的出现，来源于一些传统官僚处理问题手法和方式的巨大惯性。在一次又一次地运

用谎言和沉默对抗所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质询和责问以后，沉重的代价也在没有光亮的暗箱操作中一次又一次地付出。

　　 当然，一旦可以轻易地用谎言和沉默去粉饰问题的话，自然也就可以轻易地用谎言和沉默去粉饰代价。

　　 因此，每一次危机过后，似乎总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得了最大的成功。在习惯于万事太平的逍遥官场里，这似乎已经成为相互默契的处世哲学。

　　 但是，非典的肆虐彻底击碎了这种充满荒诞气味的官场逻辑。

　　 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的亲民务实的执政风格，国际组织的强大压力和信息传播的不可控制，更多勇敢者挺身而出公布的事实真相……所有这些，终于在转瞬之间把行政官僚的遮掩和蒙蔽撕得千疮百孔。

　　 上篇:危险与安全：一句话的距离

　　 看上去，北京一切无恙。但是，致命的灾难已经降临。这座生机盎然的首都城市，正在陷入瘟疫带来的四面楚歌——

　　 《华尔街日报》耸人听闻且不乏政治色彩的强硬论调显示，遮掩和沉默将会给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多么难以估量的政治伤害——

　　 卫生部长举行有关重大疫情的新闻发布会，这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如果这种变革和突破还是为了服务于粉饰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毫无疑问地将要大打折扣——

　　 不管有关方面发出多少北京依然是安全的说法，国际社会依旧认为北京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依旧在不断上升。

　　 严寒还没有彻底退去的时候，非典型肺炎的毒魔曾经突然敲击过一次北京人的心。

　　 那是2003年2月，广东的非典疫情第一次集中出现在中国的新闻媒体。

　　 在广东政府部门举行的一次新闻通报活动以后，当地传媒突然结束了连续几十天的缄口沉默，争先恐后地向自己的读者公布了有关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信息。

　　 今天看来颇富意味的是，这些来源于官方渠道的广东消息并没有引起全国媒体的倾力追踪。

　　 在北京，非典型肺炎更多地被人们视为发生在遥远南方的一次仅有305人患病、5人死亡的新闻事件。即便是在当地一家都市报纸转载了广东报纸披露一位传染几十人的毒王的整版通讯以后，北京人也不过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突然出现，很快消失，非典型肺炎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在和北京人打了一个照面。

　　 看上去，北京一切无恙。

　　 全国两会如期在北京举行，来自广东、香港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记者谈笑风声，自由地出现在会场和驻地。

　　 北京和广东之间的交通依旧繁忙，歇过春节和元宵节的商人们开始南北奔走，努力在新的一年能够打下更大的江山。

　　 在春节假期过后的旅游淡季，香港游成为旅行社力推的王牌线路，连续下跌的报价吸引着那些时间悠闲的北京老人。

　　 ……

　　 但是，致命的灾难已经降临。北京，这座生机盎然的首都城市，正在陷入瘟疫带来的四面楚歌。

　　 此刻，非典型肺炎正在猖狂进攻。

　　 香港失守。

　　 从公立医院出现局部瘫痪到患者连告抢救无效，从淘大花园爆发集体感染到冷清惨淡的市面店铺……一向繁忙喧嚣的香港被非典型肺炎折磨得呆滞了下来，董建华面色憔悴地吐出严峻二字。

　　 新加坡失守。

　　 所有学前教育中心、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和高级中学立即停课，60万学生不得不躲入自己的家中。从1940年开始，这个明珠一样的国家还从来没有因为传染疾病的暴发而关闭所有的学校。

　　 在香港和新加坡陆续失守以后，关于北京遭遇非典型肺炎袭击的消息骤然增多。

　　 很难断定这些看上去不无刻意渲染意味的报道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消息来源，但是，它们以疯狂的速度出现在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上，把北京和非典型肺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3月25日，海外报纸援引路透社发出的消息宣称，北京市民已经陷入非典型肺炎的恐慌———

　　 尽管中国官方为了怕引起恐慌，对非典型肺炎的消息进行封锁，但北京市已陷入非典型肺炎的恐惧中。北京各大医院挤入许多担心自己和家人染病的民众，要求检查是否得了这个致命的传染病。

　　 北京一名卫生部官员已经证实，北京有两名病人死于非典型肺炎，官方却仍然坚称，北京至今尚未发现任何病例。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的官员也坚称，北京并未发现任何非典型肺炎病例。

　　 但是，北京某医院一名医生表示，根据他的估计，北京可能至少有100多人受到非典型肺炎的感染。他指出，他已经听到许多医生和护士感染这种疾病。

　　 一名外国医护工作者说，现在的情势对于政府来说十分严峻，非典型肺炎的可怕已经尽人皆知了，当局一定要给个说法。他批评中国一些官员的态度，对所有事情的回应几乎是一样，就是只要你不讨论它，这件事就仿佛不存在。

　　 3月30日，法新社在报道世界各地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继续攀升的同时，特别宣称全球等待中国病情通告———

　　 正当全球第一位发现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意大利籍世界卫生组织医师厄班尼不幸病逝后，卫生官员表示，香港又有一人死于SARS。

　　 目前全球因这个不明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已增至56例；香港卫生官员透露，一名84岁老人昨天上午因SARS病故，使得香港的死亡病例现已增至12例。

　　 正在北京的5名WHO专家今早与中国国家卫生部官员开会，讨论中国较早前爆发的非典型肺炎。WHO驻华代表在会后表示，曾经向中国提出到境内其它地区，包括上月曾爆发非典型肺炎的广东，了解非典型肺炎扩散的情况。

　　 在此之前，中国当局一直表示，在去年底今年初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控制，5人死亡，305人染病。

　　 3月3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公然宣称隔离中国才能逼它正视SARS。相形之下，这家报纸的腔调更加散发着惯有的反华味道———

　　 非典型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不是北京第一次把问题扫到地毯底下、佯装没事的传染疾病，它处理民众输血感染艾滋病已有往例……拒绝对这种疾病发布警告，这是至为明显的怠忽职责；即使到了今天这步田地，它仍不让世界卫生组织取得它所需要的资讯。

　　 鉴于北京连最基本的公共防疫措施都拒绝采取，防止非典型肺炎扩散的最佳方法实在也是非不得已———所有国家都取消前往中国的旅行，直到中国实施透明的公共卫生政策。

　　 隔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当然会对个人与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可是，不这么做的代价是不是更高，这是大家必须衡量的问题。

　　 恰恰是《华尔街日报》的这种耸人听闻且不乏政治色彩的强硬论调显示，身为首都的北京对于非典型肺炎疫情的遮掩和沉默，最终会给少数伺机鼓噪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对手多么难得的机会，进而给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多么难以估量的政治伤害。

　　 北京乃至全国的非典性疫情依然处于行政官僚的严密封锁之下。对于西方媒体接踵披露的各种真假难辨的传闻，卫生部和北京市一度采取了共同的回应办法。

　　 从4月3日起，卫生部和北京市接连以官方的身份通过新闻媒体宣称，中国是安全的。

　　 这是一个微妙而玄奥的时刻。继2月中旬突然披露广东出现非典型肺炎并得到控制以后，中国的新闻媒体再一次发出听上去几乎相同的声音。

　　 也许，作为一位记者而言，他的责任只是记录新闻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需要过于认真地考究所有的真实程度。

　　 然而，历史的脉络能否真实而清晰，新闻记者的责任无可推卸。

　　 4月3日，中国最大的通讯社从北京发出一篇题为《中国是安全的》的新闻特写———

　　 在3日召开的关于非典型肺炎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郑重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也许是看到了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名外国摄影记者戴着口罩，他又补充：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引起全场记者的轻轻笑声。

　　 由于关心中国非典型肺炎疫情的控制情况，出席这场新闻发布会的中外记者分外多。新闻发布厅里的100个座位在会议开始前的半个小时早已满座，到新闻发布会开始时，会场已经挤入了200多名记者，近40台摄像机林立于会场四周。

　　 主持人的开场白说，惯常上午10时开始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因社会关注度较大，特地临时安排在下午3时。他们原以为不会有很多记者到场，但记者的踊跃前来，证明北京是安全的。

　　 为了让记者充分报道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张文康特地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一句话，在不同的回答中重复多次。

　　 在新闻发布厅外，中外记者可以随手取到中英文的关于非典型肺炎疫情的材料，发生疫情的各省份乃至北京市，其发病情况、死亡人数均详细列入。同时，卫生部的政府网站，也特地增加了服务性极强的非典型肺炎专题，供网民点击解惑。

　　 刚刚从广东回京的张文康透露，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们在新闻发布会召开的当天上午，已到达最先发现非典型肺炎的广东省，与中国专家们合作。

　　 医生出身的张文康介绍，世界卫生组织已取消了北京作为疫区的通报，其原因是眼见为实，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来到北京后，亲眼目睹了北京安全祥和的气氛，同时看到了中国医学专家们的有效工作。

　　 事实上，正是这场由张文康以卫生部部长身份举行的这场新闻发布会，第一次把非典型肺炎疫情冲击整个中国的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

　　 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中国政府部门第一次针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与以往通常采用的负责人发表谈话方式相比，具有相当程度的变革和突破。

　　 可是，如果这种变革和突破依旧是为了服务于粉饰问题的话，它的历史意义毫无疑问地将要大打折扣。

　　 在那篇具有象征意义的新闻特写里，至少有这样6个字实在不应当被忽略。张文康在强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之前，曾经特别加上了我负责任地说6个字。身为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所言的负责任理应具有不可置疑的分量。

　　 也正是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张文康为中国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定下了调子。他说，经过中国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艰苦努力，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有所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群众生产、生活正常，社会安定，旅行安全。

　　 细心的人们能够注意到，同样是中国最具权威一级的卫生专家，张文康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使用了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汇。张文康认定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钟南山则在多个场合强调疫情得到的是有效遏制。

　　 控制与遏制，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一时之间，张文康的安全说成为中国非典疫情的最好注脚。紧随其后，多个官方渠道相继发出类似的声音。

　　 4月6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强调，从3月中下旬发现第一起非典型肺炎传入病例以后到今天，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总体情况是非常平稳的。作为北京市的卫生局长，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北京不存在非典型肺炎流行问题。

　　 与张文康一样，金大鹏也是从医学专家走上卫生官员的岗位。这位胸外科医生宣称，北京市死亡的4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都是非常危重的病例，其他大部分病例都在康复之中。因此，北京市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市民的生活、工作非常稳定如常。

　　 4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主持例行记者招待会，再次明确反击西方媒体对于中国非典型肺炎疫情的指责。我们不妨看一段问答实录———

　　 问：外界批评中国在此问题上行动缓慢，缺少透明度。请问你是否认为这一批评是有效和建设性的？

　　 答：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已数次就非典型肺炎的有关疫情进行了新闻发布……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不透明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向外界提供更多的信息……中国卫生部门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我想在座的各位记者也会有共同的认识。

　　 问：你是否认为外界的批评是不恰当的？

　　 答：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及时发布了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有关信息。情况表明，非典型肺炎疫情在中国内地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感染发生率大幅下降，大多数患者康复痊愈，疫情发生地群众生产、生活正常。

　　 问：德国一周刊昨日载文称北京至少有15人因非典型肺炎死亡，多数是在302军医院。你是否会否认这一数字？

　　 答：关于中国有关医疗部门在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方面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我这里并不掌握，但是中国卫生部于昨天发布了最新疫情。截止到4月6日，全国非典型肺炎共发病1268人，死亡53人。其中广东发病1203人，死亡43人；山西发病24人，死亡1人；北京发病19人，死亡4人；四川发病4人，死亡1人；湖南发病6人，死亡1人；上海发病1人，无人死亡；广西发病11人，死亡3人。中国公布的情况是准确的，负责任的，一些无端的猜测是有害的。

　　 问：香港和新加坡当局开展侦察工作以追寻那些有可能感染非典型肺炎的人。芬兰使馆称迄今无人与他们联络了解阿罗先生可能与哪些人有接触。请问你们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防治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呢？

　　 答：关于你提到的非典型肺炎防治的具体问题，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我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政府一直是采取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也在尽全力控制疫情的发展，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我们对阿罗先生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希望疫情能够尽早得到根除。

　　 ……

　　 在这段对话中，阿罗先生是指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司司长派克·阿罗。两天以前———也就是在金大鹏充满信心地宣布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城市的同一天，这位从泰国传染非典型肺炎的芬兰人在北京地坛医院去世。

　　 一定程度上，阿罗的死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关注进一步加大了。

　　 然而，安全的声音依旧不断从北京传出。

　　 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北京宣布，由于中国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博鳌论坛2003年年会将在5月18日到5月19日如期举行。

　　 在特别强调把参会者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是博鳌论坛重要原则的同时，龙永图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广州专家组已对广东省疫情作出积极判断，这一判断和中国政府一致，即中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感染发生率已经大幅度下降。

　　 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马晓伟特别强调中国通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报告是可信的。

　　 合众国际社记者：卫生部给出来的关于北京的非典型肺炎发病的数字跟我们几天前从一家解放军医院里面所了解到的北京的病例数字有一定的出入，您如何解释？

　　 马晓伟：各级地方政府具有法律责任来报告疫情。今天我向大家通报的疫情是目前能够确诊的病人的数字，这个数字目前是准确的。

　　 法新社记者：我们昨天给卫生部打电话，他们说掌握不了那些医院的病例，所以我还是想问清楚，这个数字是不是包括所有的病例？

　　 马晓伟：目前我们所报告的病例当中是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的数字。

　　 德国记者：很多人对于医生关于到底有多少病例的说法是不怀疑的，而怀疑政府人士的数据。比如一家北京医院的医生说，SARS病例在北京超过60个，人们容易相信他。您怎么样解释这两种数据的不同？

　　 马晓伟：北京接受了22例现在能够确诊的病人。这22例病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北京市以外的病人，到北京来进行看病。来的病人分散在若干个医院当中接诊，接诊之后，这些病人经过确诊，转入到北京市指定的收治医院。

　　 外国记者：请进一步澄清一下非常规医院系统的有关情况。军事医院也像地方医院一样向卫生部报告有关疫情的情况吗？

　　 马晓伟：驻京军队医院在3月份接收过来自山西的非典型肺炎病例。在诊断和治疗过程当中，这个病人的接触者和家属总共12个人。这12个人当中有7人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及时转入了北京市指定的接收医院。在7个病例当中有2人死亡。这7个病例已经统计到北京市确诊的22个病例当中，北京市这4个死亡病例当中也包括这两个病例。

　　 ……

　　 但是，不管有关方面发出多少北京依然是安全的说法，国际社会认为北京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依旧在不断上升。

　　 一些西方媒体继续追踪北京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扩散情况，把北京渲染成为一座恐怖之城。

　　 既然中国卫生部门的声音不能令人信服，远离北京的读者便可能倾向于接受所谓的调查报道。

　　 互联网上，这样一个海外报道披露的细节如同诸多传言的缩影———

　　 一名病患47岁的秦香（音）指出，北京那么多人得病，他们报道的人数却很少，实际上每天都有新染病的人被送进来，光是我的家人，就有8个人因SARS住院……秦香已有两名家人死于SARS，包括84岁的母亲和秦香的姐姐。另一名30岁左右的王姓女子表示，她的家人共有9人得了SARS。

　　 粉饰只能掩盖问题，却不能真正清除问题，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4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批评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提出重新调查非典型肺炎疫情是否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

　　 与此同时，一度已经打消了把北京列为非典型肺炎疫区念头的国际卫生组织开始改变主意。

　　 4月11日，北京终于进入了疫区。

　　 中篇:致命的灾祸：在谎言中孳生

　　 中国的两大通讯社相继从北京发出消息，不无诗意地描述这座城市的居民生活没有受到非典型肺炎的任何影响……只有那些深深地陷入非典型肺炎毒魔撕咬折磨的人，才能够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感受着真实的细节……仔细追踪华北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求医过程，我们更会惊讶地发现，尽管信息传递完全可以在转瞬之间从东半球到达西半球，但是，广东到北京的距离却仿佛远过最大的想象……

　　 信息的封锁和刻意的掩饰终于让北京这座城市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尽管海外媒体接连不断地发出北京正在成为瘟疫之城的警告，这座喧嚣繁华的都市看上去并没有多少危险的征兆。

　　 当然，受到香港和新加坡疫情发展的影响，一些海外业务联系为主的公司开始采取类似的防范措施，进而造成北京市场骤然出现口罩和消毒用品的紧张。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北京的市民和流动人口而言，非典型肺炎离自己的生活仿佛很远很远。

　　 娱乐场所照样开放。

　　 每到夜幕降临，大多以地下室改造而成的大型卡拉OK场所依旧生意兴隆。年轻的人们聚集在窄小的包间里，把两只轮流使用的话筒贴在嘴边忘情地哼唱。至于那些暗地提供有偿陪侍服务的夜总会，南方来的老板们终于可以放心地摘下口罩，把自己亢奋呼吸的气息喷向三陪小姐妖冶的脸。

　　 餐饮场所照样开放。

　　 海鲜满桌的豪华餐厅依旧人声鼎沸，北京人对于粤菜的崇拜并没有因为广东出现非典型肺炎而有所改变。小本经营的个体饭馆遍布在街头巷尾，南来北往的庞大客流让小老板们感到又一个赚钱的年头已经开始，问题众多的卫生状况就在繁忙中被匆匆解决食腹之饥的人们忽略遗忘。

　　 ……

　　 就在张文康以卫生部长的身份公开保证中国是安全的以后，中国的两大通讯社相继从北京发出消息，不无诗意地描述这座城市的居民生活没有受到非典型肺炎的任何影响。

　　 4月5日，美国游客玛丽·海丝成为新华社一篇北京消息的主人公。

　　 站在故宫的午门广场前，海丝用这次在中国的旅程很精彩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她甚至在报道中这样说：我一直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真希望能在北京多呆几天。

　　 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还说———阳春三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按照报道的描述，4月5日来故宫参观的中外游客依然络绎不绝。在故宫门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在北京工作的台湾同胞陈文思表示，他和同事们都很关注有关非典型肺炎的信息发布，但生活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一切照旧。

　　 就在新华社发出这篇报道的前一天，中国新闻社也至少同时发出了两篇类似的报道。

　　 这家面向海外报道中国新闻的通讯社发出消息称，由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目前北京已有效控制了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和扩散，在居民当中没有原发病例发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并未出现外界谣传的恐慌现象，居民依然安居乐业，生活未受到任何影响。

　　 中新社记者还援引一位到北京怀柔区雁栖湖远足的女士的话说，最近几天政府已陆续作出澄清，并公布了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办法，使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今天，我要到野外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在另外一篇描述北京王府井的新闻特写里，记者笔下的一切都显得春意融融———

　　 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已换上春装，几个背着旅行包的外国青年男子甚至已经穿上了短裤……街边的长椅上，几位老人悠闲地坐着翻看今天出版的报纸……新东安市场门前，游人们都纷纷在著名的拉车的祥子雕塑前照相留念。

　　 一对青年恋人告诉记者，他们是从江苏来的，来王府井主要是购物，顺便看看它和上海的南京路有什么不同。当被问到有关非典型性肺炎的问题时，他们说，今天看报纸了，卫生部长都说了，没事。他们还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日程安排，打算逛完商场后搭迪斯尼游览车去皇城根遗址公园，回头再去王府井小吃街逛夜市。

　　 王府井小吃街内人潮汹涌，大批国内外游人漫步在鳞次栉比的店铺之间流连忘返。几个外国游客兴致勃勃地品尝起地道的冰糖葫芦，向老板竖起大拇指。街内的店铺、摊位生意火爆，爆肚、驴打滚儿的吆喝声不绝于耳。一家老北京炸酱面的老板对记者说，最近天气转暖，游人也多了起来，生意非常好，尤其是晚上，都排着队呢。据这位老板介绍，他们的生意并没有受到非典型性肺炎的影响。

　　 公平地说，这些报道描述的情景似乎在生活中并不少见，通篇文字也并没有多少细节上的出入。但是，如果新闻报道总是聚焦在一切正常的角度，就完全有可能忽略还有更多触目惊心的危机正在发生。

　　 一些药店的口罩出现脱销，防治感冒的中药成为紧俏货，北京歌迷翘首以待的英国滚石摇滚乐队取消了来华演出的计划……这些生活中清晰可见的征兆显然没有引起更多人们的注意。他们更愿意相信，北京是安全的，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非典型肺炎受到任何可能的威胁和冲击。

　　 这个时候，只有那些深深地陷入非典型肺炎毒魔撕咬折磨的人们，才能够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感受着真实的细节。

　　 仅仅凭借自己亲眼看见和亲耳听到的一切，他们便清晰地明白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正在逐渐收紧绳索，一边发出狰狞而得意的嘲笑，一边死死扼住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咽喉。

　　 如果深入追踪北京早期发生几次感染事件，我们就会震惊地发现真相竟然如此轻易地被掩饰和篡改。

　　 赵志明在北京大兴工业区一家电器公司工作，4月24日成为上海《外滩画报》杂志的新闻人物，因为他的妻子小齐住进了非典病房，使得他自己转眼之间成为一名非典型肺炎患者家属。

　　 毫无疑问，赵志明的亲身经历是戳穿谎言的一把锋利的匕首。

　　 3月23日，小齐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发烧。当时，这位25岁的北京市中医学院委培学生正在一家医院实习，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病人做心电图。几天以前，小齐曾经告诉自己的丈夫，她所在的医院收到了非典患者病例。

　　 3月24日晚上，小齐的病情继续加重，突然高烧到40℃。赵志明彻夜不眠，不停地用冰袋给爱人降温。

　　 赵志明回忆说：我发现医院对确诊非典病人有些回避，似乎不愿面对有这样病人的事实。小齐已经明白自己得上了非典，医院在病例上写的却是肺部有感染，肺部有感染5个字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

　　 3月30日，小齐接受一位医生的私下建议，住进北京佑安医院。赵志明说：住进佑安医院的当天，医生再次做了血常规检测，正式将小齐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此时，距离小齐最初出现发烧症状已经过去了7天。按照官方的说法，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不存在非典型肺炎流行问题。

　　 赵志明每次想起当时的一切，都用后怕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因为医院已经给小齐发下了病重通知。

　　 抢救的日子里，小齐悄悄告诉丈夫，有的外国记者以病人家属的名义混进医院悄悄采访。赵志明说：小齐隔壁病房的非典患者不断有人消失，就我所知道的，死掉了4个……

　　 如今，赵志明已经结束了那段痛苦不堪的生活，因为小齐已经康复出院。但是，也许有一件事情会让这位小伙子始终搞不明白，当他的妻子被确定为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时候，卫生部公布的北京发病人数始终是19人，并且全部都是输入型病例。

　　 倘若如此，小齐的名字究竟在哪里呢？死去的4位非典患者的名字又在哪里呢？

　　 谎言和掩饰仍然在继续，非典型肺炎的毒魔依然在暗地蔓延。

　　 4月8日，在北医三院挨过10个小时的抢救以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尽管曹教授的症状很像非典型肺炎，但是，依照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请示得到的意见，北医三院开具的死亡诊断书上写着呼吸衰竭、肺炎。

　　 此时，北京市长孟学农对日本客人表示，北京出现的22个非典型肺炎病例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没有人存在更多的担心，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曹教授的家中。忙于父亲后事的儿子也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处在发烧的状态。

　　 4天以后，曹教授的妻子发烧住院，被诊断为印象：非典。

　　 几乎来不及做出必要的反应，传染链把更多的人们拽进瘟疫的深渊。

　　 除了曹教授的妻子以外，他的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也前后发烧入院，曹教授儿子的工作单位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也同时成为重灾区。

　　 再过4天，中央财经大学停课。

　　 一篇被广泛传阅的《中财非典亲历》这样详细记述了当晚的混乱：惊惶的人流拖着行李涌向校门，放眼望去全是白花花的戴口罩的逃难的同学，一个又一个的寝室瞬间都空了，仿佛某个好莱坞大片的情景一样。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设———

　　 假如我们能够更早地公开真相，曹教授的家庭还会不会陷入如此沉重的病魔深渊？

　　 假如防范非典的意识能够更早地融入社会生活，中央财经大学还会不会成为瘟疫的一个爆发地？

　　 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

　　 其实，类似的混乱状况在北京早已出现。透过华北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求医过程，我们更会惊讶地发现，尽管信息传递完全可以在转瞬之间从东半球到达西半球，但是，广东到北京的距离却仿佛远过最大的想象。

　　 2月23日，27岁的山西太原商人于某发烧38．8摄氏度，先后前往太原多家知名医院求治。

　　 诊断都是感冒，治疗都是输液，自认可能是非典的于某被劝告不要大惊小怪。

　　 久治无效，于某丈夫提出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

　　 3月1日深夜1时，于某到达北京301医院。按照《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因为星期六无法安排住院，于某只好先去还有3位病友的急诊病房。

　　 3月3日，于某转入呼吸科病房。

　　 3月4日，于某的母亲也因高烧被安排住院。

　　 3月5日，于某的父亲同样因高烧来到北京301医院。

　　 随后，这些山西人被安排302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回忆证实，承担转运任务的司机和医生未有任何特殊防护。

　　 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原本就是非常迅速的，信息的封锁又使得更多的人们失去了戒备的意识，传染的链条就在谎言和沉默的掩护下飞速滋长。

　　 在收治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人期间，302医院先后有丁幼红、李林青、谢小健、张瑞新、李媛和许红新等15位工作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医护人员。

　　 随后，301医院发现感染病例。

　　 目前已经查证，天津发现的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也曾在302医院就医。这就是说，天津在北京疫情的冲击下沦陷。

　　 同时查证的还有，于某的舅舅出现非典型肺炎症状以后，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医院，导致这家医院相继出现10多例感染患者，其中包括正在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正是这位医生返回家乡发病，内蒙古宣告沦陷。

　　 在302医院，于某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病房里的非典型肺炎患者不断增多。

　　 此刻，张文康正在以卫生部长的身份在电视上亮相，反复强调北京只有几位山西患者。当地媒体一片歌舞升平，不断传送着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声音。

　　 身体极度虚弱的于某愤恨到了极点：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

　　 其实，我们根本不必如此大范围地去追查官方曾经公布的患者数字，因为仅仅从军队系统最早设立的非典定点医院———309医院那里，就可以发现行政官僚竟然如此随意地玩弄着事实的真相。

　　 3月16日晚上，两位吸着氧气的危重病人成为309医院收治的第一批非典患者。

　　 第二天，救护车又运来了6位情况危重的病人。

　　 一周以后，医院大约接收了32个病人，不得不开始使用第二个病区。

　　 3月28日，第三个病区被启用。

　　 ……

　　 可是，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得到的数字呢？

　　 直到4月14日，北京官方宣称的非典患者数字才从19例调高至37例！

　　 为什么要掩盖真相？这是一个必须要用传统官场逻辑才能解答的问题。安于沉默或重复谎话，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传统官场的典型逻辑是排除所有可能导致影响稳定的可能。

　　 一位在加入世贸谈判中人气飙升的退职高官曾经公开指责：香港传媒连日以非典型性肺炎作头条，我担心将事件大肆报道10天、20天、30天，这样下去谁还敢来香港。香港人口600多万，得肺炎只有300多人，弄得像50万人感染的模样，不应有这样恐慌的局面。

　　 这样的思维在中国高层官员中颇有典型性。

　　 在诸多不同性质的突发事件中，最令民众翘首的无过于与他们生命安危息息相关的疫情类报告。

　　 官方不公布真相，致命的病菌就可能在人们茫然无知的时刻肆意蔓延。

　　 从这一点说，谎言解除了北京这样一座城市的最后设防。

　　 下篇:勇敢的斗士：撕下谎言伪装

　　 打破沉默的办法，离不开敢于追踪真相的声音。随着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国际卫生组织的概念第一次最深刻地融进中国的社会生活……无论整个抗击非典型肺炎疫情斗争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蒋彦永这个名字的传奇色彩依然永远不会有半点淡漠……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行政官僚试图通过捂盖子的传统手段对付非典型肺炎疫情的花样日近山穷水尽……公开的阳光第一次穿透了沉默与谎言编织的雾网，不要企图掩盖真相，不要低估良知的力量。

　　沉默，可以杀死所有的事实真相。

　　 打破沉默的办法，离不开敢于追踪真相的声音。

　　 随着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国际卫生组织的概念第一次最深刻地融进中国的社会生活。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国的电视机构进行了现场直播。

　　 或许是拘于客人在主人的家里的身份，思维敏捷的世卫组织官员大大收敛了自己的锋利言辞。在赞扬有关方面迅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同时，他们偶尔小心委婉地表露出自己对于一些问题的不解和不满。

　　 贝汉卫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五任驻华代表。2002年9月2日，这位身材高大的荷兰外科大夫向卫生部长张文康递交了自己的委任证书。

　　 看上去，这更像是一份并不复杂的工作。北京出版的《经济观察报》曾经这样生动地比喻说，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这个俱乐部的一名咨询师，中国则是俱乐部的一个重要成员。咨询师可以向会员提供自己的意见，会员也可以自行决定怎样对待咨询师的警告和批评。

　　 对于正在中国完成使命的贝汉卫来说，真正关注到非典型肺炎在广东的出现，已经是2003年2月初的事情了。

　　 咨询师与会员的关系决定了很多事情，譬如一个相对自我封闭的会员可能并不愿意把所有的心事都如实告诉咨询师。很难想象，对于如此重要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最初的消息来源竟然是报纸。

　　 贝汉卫不得不向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承认，我们你们一样，都是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的。我们得知此事后，请求中国政府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不能直接前往广东，只能求助政府。

　　 也就是在这一天，位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L座四层的控制疾病爆发中心正式向中国政府询问这场神秘的流行病。

　　 尽管广东方面一直坚称疾病已经被有效处理和控制，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坚持要求到疫情出现的地区进行调查。

　　 病毒正在扩散，世卫组织的专家小组却在北京重复着请求和等待。作为咨询师的角色，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权利。只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他们才能在中国各地进行考察。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卫生警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兰德特兰说：SARS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健康的威胁，全球必须共同合作找出病因，治愈患者，制止疾病流行。

　　 在北京，贝汉卫依旧顽强地进行着自己的尝试。这位世卫组织驻华官员后来回忆说，为我们去广东，有些人出了很大的力。

　　 3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世卫组织专家麦肯兹教授意味深长地回答有关他们是否曾被组织前往广东的问题：我们从没有被阻止前往广东。今早我们提出了去广东视察的申请，我们相信申请最终会被答应。但是，这需要时间。

　　 申请需要等待，病毒的蔓延却不会等待。

　　 4月2日，世卫专家终于获准前往广东考察。

　　 很多人可能根本不会想到，63岁的张文康以一国卫生部长的身份，竟然能够在电视屏幕上面对公众扯下弥天大谎。

　　 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眼里，一个政府的卫生部长应当是最具权威的声音。

　　 贝汉卫曾经多次前往卫生部，拜见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讨论对众多谣言和不清晰的回复的关注。

　　 张文康的回答是明确的，他认为由于中国政府以及医务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已经被有效控制。贝汉卫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官员确实表示了穷追到底的意愿。

　　 坦白地说，张文康身上不乏学者的清高与清贫。

　　 1999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推出部长访谈系列，第一位接受采访的就是张文康。

　　 登门拜访的记者曾经透露过这样感人的细节：张文康家里的家具挺陈旧的。我不知道那是哪个年代留下的，还是现在买的哪个年代的，总之是过时的。

　　 也正是在这次接受采访时，张文康说过这样一番从政主张：我要通过调查研究，有自己的主见，包括我的讲话稿、写的文章，我都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不会是秘书写什么，我就念什么的官。

　　 2002年9月20日，张文康再次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露面，接受主题为13亿人看病发生的变化的访谈。面对诸多敏感问题，张文康表现出坦然正视的姿态。在说到自己在农村的妹妹因无法及时治病而死去时，这位花甲老人甚至动情哽咽。

　　 然而，非典型肺炎疫情却把张文康推向了政治生涯的终结点。

　　 新闻媒体忠实地记录下张文康一次又一次漏洞百出的声音———

　　 4月2日，张文康在答记者问时公布了截止到3月31日的非典型肺炎相关数字，其中北京发现12例输入性病例，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已及时采取措施，病原没有向社会扩散，也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

　　 4月3日，张文康再一次公布截止到3月31日的非典型肺炎相关数字，其中北京市12例，死亡3例。他说：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性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

　　 4月4日，张文康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采访时表示，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所以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病人已治愈出院了。

　　 ……

　　 张文康这些言之凿凿的声音蒙住了许多不知真相的公众，也同时激怒了敢于仗义执言的铁骨硬汉。

　　 无论整个抗击非典型肺炎疫情斗争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蒋彦永这个名字的传奇色彩依然永远不会有半点淡漠。

　　 72岁的蒋彦永是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成员。退休以前，这位业界颇具声望的外科专家出任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同时担任全国肿瘤学会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以医术精湛和对病人充满爱心而闻名，医德广受赞誉。早在1991年，《北京周末》的报道便把蒋彦永称为诚实的医生。

　　 早在2003年全国两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作为医院专家组成员的蒋彦永就不断得到有关非典型肺炎在北京蔓延的最新信息。

　　 301医院出现传染，死亡病例相继也出现。蒋彦永回忆说：这时候，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

　　 蒋彦永忧心忡忡地注意着疫情的发展：我觉得医生不讲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

　　 4月3日，蒋彦永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张文康底气十足的表态———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病例数为12例，死亡3例。

　　 这一时刻，蒋彦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依据《财经》杂志的描述，这位51年党龄的老人把电话打到309医院，得到了一组足以让每一个医学专家震惊的消息——309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因309医院病房已满，302医院已经得到继续收治的指令；在武警医疗系统中数十名非典病人中，病情较重的5例也转到302医院治疗。

　　 第二天，蒋彦永写下了一封足以写进历史的署名信。

　　 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确认坊间流传的多个版本的真伪，因而也不得不留下一次无法原文照录的遗憾。

　　 然而，今天可以确认的是，蒋彦永的这封信充满了对卫生部官员直言不讳的激烈批评：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同时，蒋彦永还希望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蒋彦永的署名信分别发给了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沉默，还是沉默。两个公众信任相对更多的新闻媒体，以惯常的模式回应了一颗急于戳穿谎言的心。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对蒋彦永进行了采访，老军医的名声就此大震。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北京仅仅一家解放军医院就收容60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病人。7个人病死之际，卫生部长却公然说谎，称全北京只有12个病例，3人死亡。

　　 退休军医蒋彦永说，北京城内光是各军医院就可能有上百名罹患这种严重肺病的病人。他看到卫生部长在电视上宣布全市只有12个病例和3人死亡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蒋彦永基于做人的勇气和医生的责任感，向新闻界发布声明并接受采访。

　　 尽管总数不算多，北京漏报这么多，表明仍然缺乏公开面对SARS的态度。

　　 蒋彦永说，SARS病例3月就开始在北京出现。根据蒋彦永的说法，卫生部不但没有请医院主管对民众发布注意卫生安全的警告，反而下令他们为了确保稳定，禁止公开SARS已经侵袭北京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不断向北京施压，要它提供确实数字，所获的回答是，北京所提供的数据都是完全可靠的统计。

　　 这是法新社的报道———

　　 在北京，有一名医生向媒体发信证实，指斥中国卫生部门隐瞒事实。

　　 这位医生证实，单是解放军309医院，直到上周四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人住院，其中7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就中国隐瞒SARS疫情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要求就一再重申的严重传染病疫情已经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重新组织调查。

　　 在蒋彦永勇敢地说出公开的秘密以后，谎言的最后伪装开始被毫不留情地撕了下来。

　　 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这样列举了更多的谎言———

　　 大陆卫生部官员4月1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大陆公开的疫情统计数字已包括军事医院和一般医院在内。然而，日前世卫组织专家在考察后指大陆没把军医院的病例纳入通报。

　　 北京市官员在4月10日驻外使馆防治SARS通报会中宣称，北京市完全没有学生确诊为SARS病例。但是，中新社17日发出的报道说，有一名高校学生3月30日感染SARS住院，4月17日出院。

　　 显然，以古稀老人蒋彦永的来信为发端，人们对于北京非典型肺炎疫情的数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

　　 世界卫生组织接连不断地发出强硬的声音，公开批评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

　　 随后，获准参观军队医院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再次在北京港澳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批评北京的军队医院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公布其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

　　 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行政官僚试图通过捂盖子的传统手段对付非典型肺炎疫情的花样日近山穷水尽。

　　 很大程度上，心态各异的攻击开始越过卫生部门，把锋利的矛头转向整个中国政府。

　　 《亚洲时报》的评论充满着挖苦的味道：在由于黑死病导致2300万人死亡的欧洲，瘟疫导致的结果是比当时任何战争都更惨重。然而，中国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好像已经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对于是否公布SARS这种新的令全球都感到恐怖的病毒消息的方面一直左右权衡自己的利益。

　　 《华盛顿邮报》则援引知情者透露的中国一位地方高级官员的话：你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在所有SARS信息公开后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麻烦。他们没有能力控制和对付这种疾病，那么把这些消息公开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们的旅游业和投资都受到了影响。最重要的是使香港人陷入一片混乱。多大的损失啊。

　　 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突然出现的非典型肺炎疫情，一些行政官员表现出自己并不清楚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国际规则。

　　 他们似乎忘记了，正是由于逐渐接受这种规则，国际资本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投资热土。

　　 他们似乎更忘记了，在国际交流日益紧密的世界上，封锁非典病毒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因为被感染者最终总会到达一个肯于追踪真相的地方。

　　 一些海外评论家尖锐地指出，失去信誉而带来的损失将是非常巨大的。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既然有关官员如此掩盖这样一个根本难以掩盖的事实，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其它容易掩盖的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手脚。

　　 多少年来，一旦出现突然发生的公共安全危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常规动作就是捂盖子，严防死守地封锁消息。这些掌握着民众授予的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或者是担心公众心理承受的底线，或者担心公开危机信息可能对自己仕途的潜在冲击，总是选择通过沉默否认危机的出现，甚至通过谎言来掩饰不断泄露的真相。报喜不报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此官场恶俗成为了非典型肺炎病毒的最大帮凶。因为隐瞒和掩饰，控制瘟疫蔓延的斗争失去了无比宝贵的时间，惨重后果无法估量。

　　 庆幸的是，正义的力量最终还是撕下了谎言的伪装。

　　 中国疫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的表态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官方宣传口径还是维持着卫生部和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论调的时候，这位处于海外媒体焦点之中的新闻人物公开表示，我们要向所有人道歉，我们的医疗部门和我们的大众传媒的协调非常之差，我们未能集中力量帮助提供科学的信息并使大众能够对此有着足够的了解和认知。

　　 这是一个微妙的信息。人们相信，新的中国领导团队发出的尽力增加透明度，如实公开疫情，要为人民负责的指示不可能遭遇搁浅。

　　 4月20日，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现场。

　　 依照事先的通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将会出席这场传言漫天时刻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但是，张文康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与记者见面的主角临时换成了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敏感的人士马上注意到，在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中，高强本来是财政部副部长。因此，他突然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亮相，显然意味着很多变化已经发生。

　　 高强随后的答记者问越来越证实了这种猜测。

　　 高强说：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

　　 高强还说：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公开的阳光第一次穿透了沉默与谎言编织的雾网。

　　 当天晚上，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被免去了，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被免去了。

　　 临战换将，决心彰显。由此开始，一系列的变化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非典疫情，包括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北京市更是进一步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

　　 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公开说，北京将以积极诚实的方式与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合作，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政府办公室旁设立办公室。这位临危受命的政府高官与贝汉卫还商定，世卫组织专家将与中方人员共同改进目前的疫情信息生成、报告和分析模式。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相继被获准进入上海、河北等多个疫情敏感地区，进行开放程度前所未有的全面考察。

　　 ……

　　 真实与信任，开始慢慢地重新回到北京。

　　 此时此刻，蒋彦永悠闲地生活在北京301医院干休所的一栋高楼里，早晨七点起床，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医院转转，买点菜，回来在家里上上网，看看书。这位瘦高个子的古稀老人声音依然宏亮，精神依然矍铄，外出活动依然享受专车接送的专家待遇。

　　 中国非典型肺炎疫情报告得以透明化，或许并非蒋彦永一人之力。但是，这位勇敢者无疑带动了一次披露真相的重大转折。我们今天所能享有的信息公开和透明，蒋彦永功不可没。

　　 该说的都说了，我不想再引发外界关注。老人这样委婉地拒绝前来采访的记者。

　　 是的，老人的确说了很多很多。

　　 除了真实的疫情，蒋彦永已经用自己的倔强警告着那些行政官僚：不要企图掩盖真相，不要低估良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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