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寻找利器：源头没有定论

　　 非典正在世界各地肆虐，只有特效药或者疫苗才能对非典说不。

　　 其实，并不是非典型肺炎的致命性让人恐怖，而是它的新鲜性。它不是像天花和麻疹等等那样已知的东西，人们熟悉疾病传染的过程，也懂得控制疾病的方法。

　　 虽然世界范围内的医务工作者都在努力寻找非典型肺炎的病源以及它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但没人知道，它到底是如何传播的，又会肆虐多久？

　　 在非典中煎熬着的人们，被时好时坏的消息折磨着神经。

　　 中国的媒体从未与医学界产生如此亲密接触。最近几天媒体纷纷报料，广东上海等地的非典疫苗即将问世，有的甚至给出了1至3个月的时间表。然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却针锋相对地说，宣称1至3个月拿出疫苗是不负责任的，最快也要两年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则认为至少还需要3至4年时间。

　　 在网上评论区，网民对两条有关非典研究的新闻是这样反映的———

　　 一条新闻说有国外科学家认为，最终研制出疫苗、彻底控制非典大约需要7至12年，一位网友在吸（倒吸一口凉气）之后打出一连串感叹号；

　　 另一条新闻是上海某研究机构称1个月后可以研制出疫苗，一位：这么快搞出来的东西，我可不敢用，天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

　　 显然，疫苗问世得太快和太慢都让人不放心。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确切地给出非典疫苗的问世时间。不过，看看国内外最牛的几家非典疫苗、药物研究机构，以及最具科研实力的生物制药科技公司的时间表，我们心中到底还是有数一些。

　　 荷兰Erasmus大学：一至几年

　　 Erasmus大学SARS研究专家奥斯特豪斯博士说，目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于病毒的实时检测技术，一个是抗病毒的技术。就目前而言，如何更快速且准确地诊测仍是一个难点。迄今为止，出现症状后的三天内，病毒检出率基本为零，说明我们还要对检测方法和检测试剂作进一步的改善。今后可能比较快地取得成果的是对病毒起一定抑制作用的制剂，但具体什么时候这种药物的研究才能取得成功还很难说，要进一步说何时投产并大规模临床应用就更加困难了。

　　 加拿大癌症研究中心：无法预测

　　 加拿大癌症研究中心的萨伯拉·阿伯拉罕博士因此认为，我们现在对非典疫苗和药物的研究，恐怕还没有真正走出第一步。我认为我们必须随时注意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事实上，我们对于非典病原还没有一个最为确定的证据。我认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很可能是其他一些未知病毒在起作用，或者是它们与现有的已知病毒共同起作用。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有定论。现在的结论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确定工作。

　　 安万特公司：至少2到3年

　　 安万特公司科学家塞巴格说，我们一直在研究形成免疫的多种机制，包括研究从带有冠状病毒的人自身产生有效抗体的可能性转变为研制疫苗的可行性。

　　 疫苗的研究历程存在两种可能：如果能找到性能良好的人体自生抗体，而病毒本身的稳定性较好，而且我们能够据此生产出如流感疫苗那样的具有活性的新疫苗，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至少2到3年；如果病毒本身变异性较强，需要研制的疫苗将非常复杂，那样研制出疫苗的周期就会很长。

　　 以艾滋病毒为例，我们发现这种病毒已经20来年了，但至今我们也还没有找到其疫苗，尽管期间我们已经发现了某些可能性因素。塞巴格无可奈何地说。

　　 美国AVI生物公司：无法预计

　　 目前，我们还不能预计抗非典的药物何时能够开发出来，但我们认为，我们研制药物的工艺是可靠的。一旦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药物的确有效，我们将寻求适当的指导，以便将药物用于人体临床实验。届时，我们将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付临床开发和药物制造所需要的费用。AVIBioPharma公司经理、首席运营官提明斯对药物和疫苗成功研制的时间没把握，但对自己公司的技术却信心十足。

　　 中科院微生物所：为猴所困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方荣祥说，我们的复合干扰素已经有成品，对抗病毒的能力比已经采用过的a－2b干扰素强十倍以上。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用于实验的动物模型，后续的研究也就耽搁下来。

　　 除了复合干扰素和多肽药物的研究，微生物所还有两个对付非典的课题组，其中一组致力于阻断病毒RNA复制、破坏病毒繁殖方面药物的研究，另一组则致力于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只是基因疫苗的研制比灭活疫苗需要更多的时间，方荣祥说，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研制成功，现在还没法估测。

　　 华大基因组：组建P3实验室

　　 华大基因组是中国内地最早对非典病毒完成基因测序的机构，他们目前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研究，最近目标就是找到对患者进行早期诊断的方法。目前虽然已经有了快速诊断非典病人的方法，但快速并不等于早期，现在的方法只能诊断发病10天以后的病人。

　　 华大基因组正在组建P3实验室。我们已经买到4只猴子，但目前并不能用于实验，因为它们不是在无菌环境中生长的。而我们的P3实验室还要一个月才能建成。对于非典病毒，我们已经发现它会变种，这将给研究带来困难，华大基因组负责宣传的董伟说，药物的研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疫苗更是遥遥无期。

　　 专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虽有可能在同非典的战争中赢得主动，但是目前还没有盲目乐观的理由。

　　 在历史上，人类用3000多年击败天花、2000多年消灭鼠疫、1000多年降服梅毒、200多年制服痢疾，还有我们现在还无法有效根治的艾滋病。

　　 只有在对非典病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设计和研制出针对性强、效力高的非典疫苗，而目前人类对非典病毒的了解远不如对艾滋病与流感病毒的了解。对非典病毒的分离、培养、观察、分析，对非典疫苗的筛选、测试，以及对抗体的效果、基因测算都需要时间。

　　 好在自有人类以来，病毒就时时考验着我们，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所以，非典也是一种生活，我们既然无法选择，就只能接受它。———还好，我们可以选择尽最大限度地远离病毒。

　　 当然，非典病毒的来去还有一种可能：经过短时间的爆发后，从此以后在人类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1918年波及欧洲一半人口的西班牙流感一样。如果是这样一种劫难，非典疫苗对伤痛的人类来说就没了意义。

　　 人们在追问人类征服非典的时间表的时候，可能忽略掉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有了疫苗，普通百姓能否用得起？

　　 非典爆发的初期，各国研究机构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短时间内取得大量成果，包括确定非典病毒及其基因排序。

　　 现在，随着非典疫苗显而易见的巨大商业利益，这种合作会不会受到掣肘？

　　 人类的前车之鉴就是与艾滋病的战争。被几千项专利层层垒高的药品价格一方面让制药公司和研发机构收获滚滚利润，另一方面也造成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患者无力享受这些研究成果。

　　 目前存在的担心集中于两方面，一个是国外研究机构获得专利后会不会提高国内非典药物的开发成本，另一个是商业利益会不会影响世界各国医疗机构的合作？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几家最先取得非典病毒研究成果的机构正在向美国有关部门申请专利，这里面包括最先完成非典冠状病毒基因组排序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所、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最先发现非典冠状病毒的香港大学。

　　 由于这些申报的成果涉及非典病毒最基础的研究，因此对已经和即将开发出的绝大多数非典诊断试剂、药物和疫苗，专利所有者都将享有受益权。

　　 4月12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所率先宣布绘制成功非典病毒基因图谱，在收获全世界赞赏目光的同时，研究小组核心人员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专利的申请工作。

　　 研究所女发言人苏珊·奥瑞丽博士称：我们申请专利的首要目的是保证所有科学家和制药公司能够自由地利用这些成果，防止某些机构出于赢利目的对研究成果实行垄断。

　　 不过，奥瑞丽并不否认专利权将让该所得到丰厚收益，因为这早已是一个行业规则。他们计划将专利收益的50％继续用于研究工作，另外50％则支付给研究者个人。

　　 3月23日，由MalikPeiris博士率领的香港大学研究小组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观测到一种冠状病毒，并确认它就是引发非典症状的元凶。

　　 公共关系主任曾良伦称，港大并未在第一时间考虑申请专利，我们将病毒培养出来后立即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将病毒毒株分发到全球其他研究机构，里面只附带一份分享协议，即要求若将研究成果用于商业用途，必须征得港大同意。

　　 按照香港大学的解释，他们是在得知其他研究机构正在申请专利后才决定采取同样行动的。此前，Peiris博士曾经表示，如果其他机构不申请专利，香港大学也不会申请。

　　 对于这种人不动则我不动的姿态，曾良伦解释说：港大的出发点始终是研究第一，商业化放到后面考虑。但是研究成果商业化是个必然过程，如果专利都被别人拿到，港大到时就会比较被动。

　　 围绕非典病毒的专利申请已经在医学界引发争议，分歧的焦点是从大规模传染病中寻求商业利润是否道德，以及发现病毒和绘出基因图谱是否值得申请专利。

　　 首先破解非典病毒基因密码的加拿大研究小组负责人马拉公开拒绝在专利申请书中列入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相信基因测序研究不算真正的发明，不应列入专利范围。

　　 不过，很多专家也表示，非典流行为医药界带来商业机会是个不争的事实，与其过分强调道德因素，不如合理利用商业激励，促进抗非典药物的研发。

　　 陈浩说：非典背后的潜在市场是各大研究机构争相申请专利的主要原因，这样做合理合法，研究人员的劳动成果也不应该让制药公司白白占有。

　　 上帝正借非典之机考验人类的团结协作能力。

　　 下篇：非典为鉴：走向理智明天

　　 非典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更是一次社会生活的危机。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每一个国家的富强、每一个民族的觉醒，无不受益于各种各样的危机……我们在承受非典灾难的痛苦之时，也会从中吸取许多教训，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发生许多相应的改变。

　　 非典危机为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一个最大的悬念是：政府能否保持在非典危机中的新形象。

　　 非典危机是一场公共卫生体系的危机。按照传统的看法，这个问题属于低政治（lowpolitics）。但是，在处理非典危机的初期，已经暴露出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如缺乏有效协调、对信息不予披露反而隐瞒真相、官员目标函数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而对民生重视不够等。

　　 借用熊彼特的话，危机也是创造性的毁灭。危机可以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并渲染着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越高，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越大。

　　 在非典发生之初，因为缺乏预防和控制经验，应对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如多场重大国际活动纷告延期或取消，一些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信心产生动摇。

　　 面对严峻考验，中国政府以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应对危机。

　　 4月初起，胡锦涛等中国高层领导人便多次深入医院、学校、社区及农村，考察防治非典工作，强调非典防治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中国国际形象；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非典防治工作，要求建立严格的责任制，不得缓报、瞒报疫情；

　　 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因抗击非典不力被免职，为各级官员敲响警钟；

　　 4月25日，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吴仪副总理出任总指挥，有关部委的一把手任各组组长，防治非典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4月28日，温家宝总理本着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精神，赴泰国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非典特别会议。他强调，中国政府是勇于面对困难、高度负责任的政府，将一如既往，就像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以极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好非典型肺炎问题。

　　 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强有力领导下，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打响。

　　 从媒体报道来看，在这场非典之战中，上至中央政府部长、北京市长，下至全国各级部门，不称职的官员被免职者不计其数。中国政府的亲民形象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与高层的坚决果敢相呼应，中国各地的民众在做好自身防护措施的同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正使防治非典成为上下一心的共同行动。

　　 面对这一场景，国际舆论纷纷给予正面回应。各国首脑或致电致函慰问，或在物资和技术上施以援手。

　　 正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所分析的，非典对于中国无疑是痛苦的警钟，但是中国已经醒来。

　　 在直面挑战时，中国新领导班子正在向世人展示其领导能力。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壮大具有极大战略重要性。这使得我对后非典时期中国前景比非典爆发之前更为乐观。

　　 当然，中国老百姓中善良的保守主义者还是担忧：非典中被撤职的官员，会不会像以前曾经被撤的个别部长那样事过之后反而官越当越大；积极的理想主义者则希望这种撤职能变成一种引咎辞职的机制，使我们的政府永远成为人民的政府。

　　 在众志成城、共抗非典的口号下，非典防治正日渐暴露出以邻为壑的民族劣根性。

　　 非典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是很深远的。如果说1998年中国在大洪水面前表现出的团结与合作精神称之为洪水精神，那么在非典风暴面前，这一洪水精神已经受到很大伤害。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防范非典，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例如，所有在境内或车站下车的人都要登记，并进行检查，如是北京或广东回来的肯定要隔离或变相隔离；所有外地的机动车都不准进入市境内，所有的道路都有检查站。有的地方连所有的村庄都要有民兵把守，包括一些山间小路口。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难保证不发展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其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将留下严重的非典后遗症。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重大的疫情发生，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团结是渡过难关的最关键之处，邻里之间的和衷共济，互帮互助，使得历史上每次疫情之后，民间的亲情传统都得以巩固。

　　 在防治非典这面大旗的掩盖下，不少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理由自行其是，名为保一方平安，实际上采取了许多违反人道、甚至粗暴的强制性措施。

　　 在自保一方的心态下，全国无法一盘棋，只要自己的地盘上不出事就行。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一些省份挖断国道阻碍交通；才出现了一些省市强制性隔离疫区人员14天，而且费用自理；才出现了一些省市搞有奖检举SARS可疑人员的现象。

　　 地方政府的这种矫枉过正的防治措施，客观上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竟然规定任何酒店不得接待来自包括北京在内5个疫情地区的人员，北京的身份证第一次在这些地区臭不可闻，充分展示了其自私和无知的一面。

　　 人定胜天曾经是中国人改天换地高呼过的口号。但在非典面前，人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未知领域怀有敬畏之心呢？

　　 事实上，人类与病菌搏斗的战争可能更加残酷，也更无止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更多。

　　 现代医药出现前的流行病，曾给人类留下触目惊心的杀戮记录———

　　 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传染了当时世界人口的一半，在每20人中就有1人倒下；

　　 黑死病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1／4的人口，在有些城市里死亡人数高达70％。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指出，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

　　 欧亚大陆由于农业发达，源自动物的传染病也就比较猖獗，这使得历史上农业的出现成为群众性传染病形成的开端。一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更高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二是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当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非典病例首发广东，广东人什么动物都吃的饮食习惯，正在互联网上受到人们的嘲弄和批判。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表示，港大医学院已经完成引发非典的冠状病毒基因排列，确定是一种全新病毒，是由动物传给人的。至于是什么动物，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据有关媒体调查显示，广东最初发现的几例非典症状的病患来自不同的地方，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小，有证据表明他们大多曾近距离接触过蛇、鸽子、猫头鹰等禽兽。

　　 很多野生动物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病原体，比如像青蛙、蛇、穿山甲，身上会携带很多类似勾型虫、悬毛虫等寄生虫。鸟、鼠、兔、蛇、羊、蛙、刺猬、蜥蜴、蝙蝠甚至猪都是许多病毒的宿主。

　　 显然，国家林业局与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出的有关《停止野生动物市场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绝非空穴来风。

　　 病从口入，我们中国人是说得好做得不太好。我们的邻邦日本人用大脑吃饭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人注重饮食卫生首先表现在餐具上。日本人家里每个人喝水的杯子、使用的碗和筷子都是固定的，主妇置办茶具和餐具的时候会注意大小、颜色的不同，区别起来一目了然。这种良好的习惯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别人负责的表现。

　　 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很符合卫生标准。大大小小的宴会，大多是自助餐，不担心别人把病毒带到饭菜里。鸟类和野生动物日本人一概不吃，这与饮食习惯有关，也与环境保护意识有关。所以，日本的野生动物不怕人。

　　 在非典时期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能否坚持下去？这看似一个小问题，但它同样关系到中国人在开放的世界当中，如何安身立命，因而生死攸关。

　　 中国有句老话，害人终害己，也说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试想，大家都像以上两位先生一样，对他人和社会缺乏起码的公德意识，我们的社会便将恶性循环，走向覆灭。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中国人能不能通过非典这场灾难彻底觉悟，今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那些细如芝麻的生活细节，比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等等，都能坚持把遵守社会公德变成自己的自觉行为？

　　 非典是一场无庸置疑的灾难，类似无庸置疑的灾难我们没少经历，它们或许会为我们的苏醒猛击一掌。

　　 但是，即便是真的苏醒，却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为先的，想想那些为非典付出了生命的骨肉同胞，这还不是得不偿失吗？

　　 况且，既然非常时期是暂时的，那么我们就很难保证那新气象一定会长远。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质量真的会一下子好起来吗？恐怕没有一番艰苦卓绝的制度创新与建设，诸如官员回家吃饭等等的一片文明的美好人文景观就未必会长驻其间。

　　 走出流疫危机，打破恐慌链条，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相互温暖。

　　 我们的悬念虽然只有时间老人能够解开，但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在新世纪初遇到的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及其所暴露出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不会只是展现一下而已，它必将在各方面警钟长鸣、引发嬗变。

　　 它将成为中国向落后传统告别、走向理智与现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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