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最关心、也最担心的是农村。因为农民缺少医疗条件和卫生知识，收入也比较低。因此，他们常常有病也看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危险。我们当前防治非典的工作，必须重视和加强农村的预防工作。

　　 ———5月4日，在三农问题提高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和农村遭受非典严峻考验的时刻，温家宝总理造访中国农科院校的最高学府，对农村的抗非能力深表担忧。

　　 5月15日，结束了北京、广东、上海、河北四地考察的世卫专家吉姆斯·莫格尔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在为北京、广东、上海等大城市抗击非典作出肯定性评价的同时，这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传染病专家不无忧虑地指出，下一个抗击非典的关键是打好农村保卫战。

　　 莫格尔先生的论断有其拿得出手的证据。从抗典开始之日，政府部门就强调要高度警惕非典在农村的蔓延并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但4月底和5月上旬，农村的非典病例一度扩张，其中5月4日的确诊人数高达24例。

　　 5月15日，农业部副部长刘坚向新闻界透露当时有15个省区的农村报告发生非典病例，一共涉及85个县。其中4月26日到5月12日这一段，对确诊病人进行分析，确诊的农村病例155例，占同期发病总数的6％左右。到5月19日，这个数据就蹿到195例，全国3．7％的县（市）遭到非典袭击。直到现在，官方的结论都是我国农村尚未出现非典的大面积蔓延趋势。

　　 与全国感染病例高达几千的数字相比，幅员广阔的农村感染人数的确微乎其微。但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公共卫生系统应急机制的低效、农民预防常识和科学手段的缺失无不提醒政府决策部门和有识之士：如控制不力，这微小的病例完全可以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迅速扩展开去。5月4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国农业大学时对我国农村抗击非典的能力深表担忧，同时总理透露将要建立一个主要面向农村的应急卫生防疫队伍。在这次视察中温家宝总理动情地告诉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如果我再有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一定报考农科院校。

　　 浙江省健康教育所5月上旬的一项调查更是为全国农村防治非典敲响了警钟，这项调查结果显示，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浙江有近50％的农民不知非典具体为何病。

　　 当然，非典带给农村的，也不全是灾难。有识之士就认为如果高度重视农村抗击非典中暴露出来的现行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以及行政管理及技术能力等问题，那么这样一次灾难可能会加速农村的小康进程及三农问题的解决。1.北京无恙

　　 如果不是既成事实的隔离，韩河村镇上中院村的村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肆虐城八区的非典会与自身发生直接的关系，更无从想象他们美丽而宁静的村庄会有幸在4月26日成为京郊第一个也是至今惟一一个因非典入侵而被隔离的村庄，这一隔离就是17天。

　　 在村民们看来，上中院村遭受如此悖运全赖村东头两户人家在北京市内打工的女儿，就是他们两家的姑娘把非典带来成为村民们的共识，后来的检测证明，这两个姑娘都是被冤枉的，因为她们没有感染上非典，也没有把非典直接带进这个村庄。

　　 话还得从头说起。早在4月4日，村里一位在海淀区上地一家火锅城打工的姑娘张某因为发烧，回家休息。此前她在上地的一个医院做了检查，说是感冒就没当回事。

　　 张某继续在村里的私人诊所里治疗，大夫冯玉林给她输了几天的液，终不见好转。家里人只好陪她去了北京市内的友谊医院，这家医院维持原来的诊断结果———感冒。冯大夫就按照友谊医院给出的药方继续为这姑娘输液，几天后就退了烧。

　　 可姑娘退烧之后，母亲又犯上了。冯大夫说村里当时谁也没太在意，山里气温变化大，人常有个头疼脑热的。其实，当时即使城里人也不会太在意，因为当时北京市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出北京的非典疫情并不可怕。

　　 4月14日，村里另外一个同在北京市区打工的张姓姑娘也因为发烧来到冯大夫的诊所，她主要是嗓子疼。

　　 事也算凑巧，4月16日，韩河村镇卫生系统召开了防治非典的会议，要求排查各村的非典情况。这一行动并非针对这两家姑娘，但通过这一排查，两个姑娘都因为症状不符合被排在非典之外。

　　 带病归来的外来妹排除非典嫌疑，该村按理就可以延续它的宁静。可哪知道，他们各自的亲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这种怪病。

　　 4月24日，在上地打工的张某的母亲在镇上的岳各庄卫生院被确诊为非典患者，村民闻讯马上自发采取隔离措施，关闭村里的诊所。

　　 4月25日，另一个张姓姑娘的母亲和弟弟也在岳各庄卫生院被确诊为非典患者。

　　 而那两个在城里打工的姑娘毫无损伤，甚至连非典疑似都摊不上。

　　 随后，房山区卫生局派出十几个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消毒。4月25日下午，一支由公安和联防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开始对上中院村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同时房山区政府下发通告，宣布从26日零时起，上中院村进入隔离状态，任何人不得进出。

　　 900多人的山村一下子陷入恐慌。两个姑娘亲人的感染路径成了一个暂时难以揭开的谜，那个张某的母亲还可以怪罪当时已经有非典疫情的友谊医院，可另一个张姓姑娘的母亲和弟弟的感染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与患者多次亲密接触的冯大夫能够逃脱非典的厄运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难以名状的恐慌持续一个星期后，村里没有发现新的疫情，村民们陆续开始下地干活。

　　 5月12日，被隔离了17天的上中院村宣布解除隔离，可村民们还是不放心，自发在村口设岗检查外来人员的进出。

　　 与其它地方的农民相比，北京郊外的村民们对非典的惧怕和认识都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们目睹了近在咫尺的皇城一个月来饱受非典蹂躏的惨状。为了自卫，人民公社时期普行的群防群治又重被拾起。

　　 昌平区百善镇百善村是众多没有疫情报告的村庄中的一个，但这里自从4月26日起就进入戒备状态。全村出动48名值勤人员分别在村庄的9个路口安营扎寨，24小时轮流执守，防止村外车辆和行人入村。

　　 京郊死守成效显著，与城市感染者的数千之众相比，京郊农村的病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还是提醒北京市民，北京农村的潜在危机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今后的形势仍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与其他省市的农村相比，北京农村的卫生保障体制是最为健全的。一旦发生疫情，北京市的卫生救济系统就能很快介入。2.京畿失守

　　 张家口的压力主要在于返乡民工多，防疫的重点在于编织返乡民工防疫网。张家口市市长高金浩在抗非典之初就认识到了本市预防非典的关键所在，但他们还是没有逃脱感染的厄运。

　　 东甘庄只是经济落后的张家口宣化县洋河南镇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如果没有非典疫情和随后的村庄隔离，这个村庄的名字可能永远沉寂下去。

　　 4月23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联防队员组成的小分队火速开赴宣化县东甘庄村，对该村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次日，宣化县再次从公、检、法、司等部门抽调人员进驻离东甘庄村不远的宣化县委党校，并在此成立临时指挥所，这是张家口市成立的第一个防控非典指挥部（所），东甘庄村也因此成为河北省第一个被整体隔离的村庄，隔离时间将至5月15日。

　　 从这一天起，东甘庄村千余名村民进入21天暂时隔绝的生活。

　　 非典所到之处都应该有个源头，东甘庄村的源头是刘振英。3月下旬，刘的丈夫李世忠因不明病因住进了张家口的医院，一周后病情恶化转入北京武警总医院。此后李世忠持续高烧，4月5日死亡，直到最后李世忠的死亡诊断都不明确。

　　 刚办完丈夫的丧事，刘振英就倒下了。4月21日刘振英住进当地的宣钢医院，她的儿子、女儿、女婿、亲家等人相继因发热入院，均被确定为非典疑似病例。

　　 刘振英及其家人被确定为非典疑似病例，在东甘庄村乃至东甘庄村所在的洋河南镇居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东甘庄村笼罩在不祥之中。一时间各种流言漫天飞舞在田间和街坊，并引起物价飞涨，42元一袋的面粉一下子蹿到80元，不少人纷纷涌上街头抢购药品、食品。

　　 刘振英入院前曾先后到村里的两家私人诊所看过病，与其有过接触的一共有31人，这31人是否也受到感染？

　　 4月23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联防队员组成的分队火速开赴东甘庄村，对该村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

　　 为了抵御非典的侵袭，东甘庄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东甘庄村是一个拥有1174人常住人口的村庄，常年在外打工的有80多人，剩下的青壮劳力很多走进了煤场，干起了看场人、装卸工、炊事员等行当。

　　 由于这一村庄的庄稼经常因干旱而歉收，煤已经成了村民赖以生存的土产资源。但从隔离的那一刻起，村里的煤场一律停业。很多人主动给远在山西、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客户打电话，告诉他们近期不要过来。

　　 非典疫情只是一个过程，而东甘庄村村民的生活还将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病毒可以消散，害怕遭人歧视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东甘庄人心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非典过后怎么找工作，因为人们都不想雇佣从这儿出来的人。可我要不出去打工，只能饿死。村民李金钢儿子这话肯定夸张，但确实反映了许多东甘庄村民的忧虑。

　　 东甘庄村是河北最早被隔离的村庄，但早在张家口之前，保定、唐山等地就相继失守了。截止到5月14日，河北的非典病例中，农民的感染比例占全省病例的22％，高居第一位，如果把农民和民工的比例相加，则高达33．5％。

　　 5月19日，河北新增诊断病例2人，新增疑似病例12人，合计14例；5月20日，新增诊断病例4例，新增疑似病例12例，合计16例，连续两天新增诊断和新增疑似病例合计数字，仅次于北京，而高于全国其他省市，河北省非典疫情排位居全国第二位。这与此前专家预测的河北省5月中下旬可能进入高峰期基本符合。

　　 毗邻京津，河北人获取了取之不尽的就业机会，但疫情一来，河北就有些招架不住。从河北省的疫情分析报告中可以看出，河北非典疫情的最大特点是输入性明显，有准确传染源的输入性病例占71．7％，其中与北京地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占67．5％，不少地方如唐山、石家庄、秦皇岛、邯郸等地的首例非典都来自于北京，其中河北在京民工对非典在河北的传播影响尤甚。

　　 4月中旬到4月29日，由北京、山西、内蒙古、广东等地返乡回河北的民工和学生大量增加，累计达46万多人；到5月8日18时，河北返乡的人员更是猛增至118．2万人，其中，单来自北京的就有60．5万人。由北京返乡的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的大批民工沿公路南下。一时间，河北境内的各条交通要道上出现了大规模的离京返乡的车队和人潮。这就直接导致了4月下旬5月上旬河北疫情的高度膨胀。3.保卫四川

　　 非典一出，四川惶恐。

　　 4月下旬，四川省主要领导就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告诫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川军，为了家乡人民的安全，请不要急于回家，地里的庄稼请放心，政府想办法解决。

　　 这一动员令比国家所采取的相同动作要早几天，虽然得到了不少外出民工的响应，但4月底到5月初，四川还是迎来了不情愿的民工返乡潮。令人深感不安的是，这次回笼的民工主要来自于广东、北京、山西、内蒙古、河北等五大疫区。四川疫情，就在这次民工回流中扩大了。

　　 广元市元坝区卫子镇冯家岭村8组的张家菊就属于此次回乡的患者之一。此前她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当护士，不经意间就染上了非典；4月下旬张家菊回到广元后入住410医院，5月7日她幸运地治愈出院了。

　　 治愈她的410医院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遗产，属于原电子工业部部属医院，现今矮小破旧、结构简陋。就是这样的一所医院，在非典时期被征用为广元市惟一的非典定点医院，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无法确认是张家菊或者其他外来患者的传染，还是破旧的410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毒巢。总之，自从410医院今年2月10日收治四川首名非典患者后，这个在四川毫无影响的小城就在4月底5月初收治了一半的全省患者。

　　 广元市卫生局副局长吴桂华承认，在防治SARS的战役中，民工是连接城市与农村最最关键的一环。

　　 四川民工回流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四川省劳务输出办的马绍兴副主任证实：从4月27日到5月9日，四川全省返乡的民工就达到44万；在外地的600万川军中，70％是集中在非典疫情高发区，其中广东就有300多万。

　　 金堂县是成都市劳务输出的第一大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共17．4万，其中仅广东地区就有6万多，占成都市在广东打工者总数的60％。从4月21日到5月8日，金堂全县就有近8000人回到家乡，其中从广东等严重疫区返回的就有1500名之多。幸运的是，这期间金堂县没有出现过一例非典患者，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们所采取的对付民工回流的劝、助、控三种手段行之有效。

　　 其中最有特色最具效果的就是成立了助耕队，全县组成110支助耕队帮助有人在外务工的家庭进行夏季的双抢。这一措施，目前在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村都得到了推广。

　　 劝则是发动家属规劝在外打工的民工不要返乡，同时金堂县还派出了一名县委常委带队到广东去劝阻用工老板非典时期不要放假。

　　 这其中的控就是在全县23个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和检疫点，对进入金堂的人员和车辆进行盘查。目前，这种方式通行于全国广大农村。

　　 目前，拥有最大民工输出量的四川疫情竟然没有呈现出大规模的扩散，多少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在准确全面的疫情分析没有出台之前，我们只能把这归功于非典露头时四川决策层的未雨绸缪。4.关注农工

　　 不出所料，民工成了农村非典疫情扩散的一大源头，最新的数字显示，广东、山西、北京的民工非典患者分别占当地患者数量的10．2％、6．7％和6．2％。而这些感染非典或与非典病人有接触史的民工一旦返回家乡，就成了家乡的非典传染源，这在4月底5月初农村疫情的迅速扩散中表现尤为明显。

　　 甘肃首例非典患者就是北京归去的打工者。4月14日，回族小伙子马某在北京朝阳区的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他当时的另一症状全身酸痛乏力被医生忽略掉。鉴于当时北京严重的非典疫情已经飘荡在沸沸扬扬的传言中，马某决定先行回家避难。谁知道，他这一回家，就带走了非典病毒。

　　 4月18日，马某抵达甘肃定西就直奔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引起了当地医生的怀疑；4月19日，他的非典病例得以确认。

　　 4月21日下午，在西城区地安门商场承租文化用品专柜的何美生与丈夫一道，驾驶私家车离开北京；23日，抵达何的家乡安徽省怀宁县茶岭镇同心村。5月1日，何出现发热头痛，安庆市立医院诊断为细菌性上呼吸道感染，医嘱带药回家治疗即可。5月3日，何的病情出现反复，次日再次光顾安庆市立医院就诊；5月5日上午，经过安徽省专家组确诊为非典病例。

　　 这样几次反复来往于医院和家庭之间，何美生的接触面一再扩大，与何共同进过餐、说过话、一块儿洗过衣服的相关人员都被视为非典密切接触者，于是何美生一人感染200多人的传言很快在茶岭镇乃至怀宁县传开来。

　　 从5月11日安徽省的非典疫情公告中可以看出，这个省所遭遇的非典病人主要来源于民工，10例临床诊断病例中有7例是在北京、广州、山西等地打工返乡的农民。

　　 火车是民工带毒回乡的重要链条，在4月份铁道部发布的乘客提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

　　 4月21日，在广东打工的四川万源人陈明龙乘坐东莞至成都T125次，在车上发热，干咳、胸闷、气喘；

　　 4月21日，在广东打工的旅客刘益彩乘坐广州至哈尔滨T236次时，发热；……

　　 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等地，民工可能不给它们带来首例患者，但不少地方的疫情就是在民工的回流下加重的。

　　 有人一度把民工在4月中下旬的逃遁简单归结为对非典的恐惧。实际上，尽管他们对非典的高传染性了如指掌，但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免疫力和与病无缘的运气，在整个非典期间，民工反而没有出现过多的恐慌，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戴上那个憋气的口罩。

　　 民工的回流另有隐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谭深认为，那些急于返乡的民工，主要是由于生病（不一定是非典）、失业或经营亏本而造成经济困难，当然也不乏一些民工对非典的恐惧。

　　 除此而外，4月中下旬的民工返乡潮还与用工单位随意解雇雇员有关。这时候，非典对疫区的餐饮、旅游、建筑等行业的冲击已经体现出来，而这些行业又是吸纳民工数量比较多的行业，行业的不景气导致工作岗位的日益萎缩，用工单位往往采取放假或裁员的方式减少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民工基本上只剩下回家这一条路了。

　　 在踏上返乡列车的民工中，有不少人是满怀对北京的失望甚至是愤恨离开的，因为这个大都市的一些本土居民在疫情发生后对他们产生了排斥态度。

　　 4月24日，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紧急通告：在当前紧急预防非典时期，我们小区接到乡办事处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药居10号楼和11号楼的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上非典，请大家谅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

　　 4月中下旬，北京不少地方都有类似的通知，房东收回租给外地人的房子、居委会或小区物业对外地人的活动给予拷问式的调查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为了安全，北京多年来每逢重大活动都要盘查或遣返外地人，但这一次做得明显不合时宜。

　　 政府部门似乎早就意识到这些问题，接连出台了防止民工流动的措施：医疗费用方面从实行救助性的方式到全部免费；劳动用工方面规定不得解雇转移或遣送农民工，治疗或隔离期间工资照发。这些措施对于在非常时期控制疫情、保护农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是逐步推出的。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外地施工人员不得擅自离京时，许多餐馆已经停业，不少民工已经踏上了返乡的归程，而这时不得解雇转移或遣送民工的规定还没有出台。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相关措施推出的滞后直接导致了4月底5月初的农村疫情危机。5.政策检讨

　　 非典受到重视，非典对于农村的威胁就同样受到重视，各层人士对于农村现有的医疗预防条件早就心中有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也促使人们对多年来农村医疗投入的严重不足多加反思。

　　 山西农村首先被非典攻破，从最初的有据可查的几例急剧上升。尽管一线医院倾力救助，山西各地还是被非典侵入，到了5月份，山西几乎全境失守。

　　 清徐县防疫站20年来只在1986年拿到过10多万元的设备投资，用于购置冰箱和一些简单的化验仪器；由于全站每年的工资加费用需要80万元，而县财政只能给出20万，其余的缺口都需要防疫站通过卫生监督等渠道获得收入，所以每到年关防疫站的负责人总为发不出工资深感发愁。

　　 3月24日清徐县出现首例非典病人后，防疫站的设施和费用更是显得捉襟见肘，连防疫必须使用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防护服都得赊账临时购置。直到4月17日，县财政才给防治非典紧急拨款2万元；4月24日，防疫站的财务科长下决心买了一箱方便面和火腿肠，让天天加班到凌晨两点的防疫员们吃上了宵夜。这时，距离非典现身清徐县已经足足一个月了。

　　 山西省副省长王昕也向新闻界承认，山西整个防疫系统都相当落后，设备人才都远远不足，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基层，甚至连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流行出血热时武装了一点，90年代初出现脊髓灰白质炎时又添加了一些。可怕的是，这个疾控中心没有任何科研能力，因此对于非典在山西发生的变异研究他们将无所作为。

　　 号称山西最好的三家医院人民医院、山西医学院第一及第二附属医院从一开始就设为定点医院，但这些医院的设备条件还是远远不能应付非典的突然袭击。到4月初，最初准备的100张床位就宣布告急，而救治非典所必需的急救车、抢救床、呼吸机、床边X光机、空气消毒机等基本设备在山西都是稀缺产品。

　　 省城医院尚且如此，基层的县级医院和乡镇一级的卫生所条件可想而知。非典肆虐初期，许多乡镇卫生所连打药消毒的资金和设备都很缺乏，只得向农户收取消毒费。

　　 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山西省的基层医疗系统还算相对完善的了，有合作医疗点的村庄在全省占到了88．9％。据悉，这得益于5年前山西全省一次没有明确目的的农村健康工程，山西改建了一批防疫站、妇幼站和乡镇卫生院，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还确定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计划。

　　 但在传染性极强的非典面前，这一系列的医疗条件都显得弱不禁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并不能扭转非典在山西农村的蔓延。

　　 从山西往西走，医疗条件进一步恶化，应付非典的能力进一步减弱。

　　 卫生资源相对紧缺，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力量十分脆弱，医疗卫生的发展水平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矛盾突出。这是甘肃医疗卫生系统对自身状况的总体评价。代表甘肃最高医疗水平的甘肃省人民医院现有门诊楼和住院部都是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迄今已成危房。

　　 目前，甘肃省有41所较困难的县医院（接近半数）和360所乡镇卫生院（全省1500多个）的基础设施处于西部最落后状态；全省1．7万多个卫生所有一半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修建的。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半的村无卫生所；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回族自治县，有四个乡的卫生院每院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村级卫生机构则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尤其中西部的农村都是这种医疗水平，一旦非典入侵，如此脆弱的医疗体系将难以应付。从这个层面上说，农村防御非典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治疗，农村医疗投入严重不足和医疗体制严重滞后的历史问题在非典袭来的今天暴露无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介绍，到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的资金投入只比1990年增长48．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3．1％和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的速度。

　　 另一方面，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合理，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为城市卫生事业费的27．6％或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1％。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

　　 医疗技术和设备的落后只是一方面，公共卫生管理的缺位也阻挠了非典的救治，农村妨碍救治非典的庸官暴民事件此起彼伏。

　　 4月27日，天津市武清区也曾发生数百村民因对政府筹备设立非典观察点不满，进行打砸抢烧违法犯罪活动、并打伤执勤民警事件。

　　 5月12日上午，甘肃省康县的村民刘某怀疑自己得了非典，感到很绝望，就在其所在的隔离区大吵大闹，要求放他回家，并扬言若不同意，就要与民警、医务人员同归于尽。10分钟后，刘某突然用身子撞开隔离室的房门，冲到大院里用砖头和石子袭击医务人员。

　　 ……

　　 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信息的极度不对称、农村民众的非理性行为，都决定要在缺乏科学基础的农村开展一场反击非典的斗争，难度自不待言。

　　 1998年的洪灾使我们认识到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的重要性；2003年的非典则让我们体验到了医疗条件落后的痛楚。

　　 但这两个认识的深化都是在做出巨大牺牲的基础上取得的，都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如果灾害之前就有所防御，后期的损失和痛苦都会减少很多。生态和医疗如此，其它问题皆然，在推动三农问题的关注过程中，一些历史欠账理应得到补偿。6.变革当时

　　 预防非典可能减少农民收入但会推进农村小康进程！

　　 5月上旬，在一份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叶敬忠、左停、朱启臻等四位教授完成的研究报告中，专家们根据目前非典流行已经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影响及可能对农村未来发展的一些潜在的效益进行了分析，做出前述判断。

　　 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非典流行可能会对农村现金收入产生一些影响，但却是农村全面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形成了目前的二元结构的格局。

　　 非典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非典疫情在农村蔓延，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可以预计，中央将会重新考虑农村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投入将会逐渐增大，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将有一个新的局面。

　　 李小云分析，从一开始，非典的流行就使中央的关注力转向了农村，中央政府深知农村在抵抗疾病流行以及自然灾害方面的脆弱性。如果中央政府真正跳出城市优先的发展思路，重新调整国家发展战略，那么中国农村小康建设工作将会有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此相呼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则认为非典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契机。非典危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反思过去的发展道路，进一步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强化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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