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记者葛婷婷

　　这是一场无路可退的战争，没有一个人能置身度外。

　　630万杭州人民义无反顾。每一个人都深知，危机是危，也是机。

　　这种机，拷问着我们这座城市的承受能力，也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这种机，是一个有活力、有凝聚力的社会成长的契机；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成熟的契机；更是构建起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的契机。

　　阻击非典，杭州的城市管理彰显威力。

　　危机面前，我们的民众应该如何表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锻造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协调发展、有机运作的社会？

　　反思是总结，是回顾，反思更是对明天的沉着迎接。

　　杭州以其果断坚毅的气魄，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杭州的力量源泉在哪里？

　　2003年4月19日，杭州乃至全国抗非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天。

　　3名非典病人确诊。这一夜，杭州以其果断坚毅的气魄，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

　　10分钟！杭州市委、市政府果断拍板———隔离疫点。当天，就有600余位市民被隔离。而这时，全国尚没有一座城市实行隔离措施。

　　一天一报！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从20日起，每天在媒体上公开通报非典疫情。而此时，全国实行的疫情通报制度仍为五天一报。

　　发热咳嗽不得自行用药！4月21日起，杭州市区及周边两区五县的所有零售药店暂停销售有关发热、咳嗽药品。这条措施更是全国首创。

　　杭州，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

　　5月5日，五一节灿烂的春光似乎让很多人暂时忘记了非典。而就在这时，狡猾的病魔又一次向人类发动了袭击。

　　14时许，浙医二院向市疾控中心非典应急处理办公室报告，某网络公司宋小姐在该院发热门诊治疗时，被发现症状很像非典，请求会诊。应急办公室立刻通知应急会诊市专家组和应急处理小分队出发。到目的地后，专家组会同省疾控中心专家听取汇报，查看了病人的各项检查结果和治疗经过，进行了详细讨论。最终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人。

　　一经确认，省市专家组立即对浙医二院实施相应措施。接着，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对小分队收集到的病人或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和去过的地方详细列出清单，发出通知书，由当地卫生局执行。

　　17时许，城头巷疫点被隔离。

　　20时50分，民生路一留验点设立。

　　22时20分，稻香园社区一个单元被隔离。

　　从确诊到封锁两个疫点83个留验点，用了不到8个小时！

　　5月8日至今，杭州的非典确诊病例零增长。零！这个数字在这一特殊时期，让人备感欣喜。

　　欣喜的同时，也有人疑惑：灾难面前恐惧、惊惶是不可避免的。而杭州这座素来温和宁静的城市，为什么能在非典面前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杭州的力量源泉在哪里？

　　完善的制度能在非常时期，保证城市的有效反应。一系列举措中，我们看到城市危机应急机制的一些端倪。

　　古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今年年初，当很多人感觉非典还离得很远时。杭州市委、市政府便已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方法。

　　今年2月13日，杭州市卫生局下发了《关于加强非典型肺炎疫情监测及预防控制的通知》。4月4日，市卫生局成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各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防治专家组，并下发了包括《杭州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控制预案》。

　　今年4月，市长茅临生去新加坡出差。一下飞机，就看见工作人员戴着口罩在检查。一问才知道，新加坡政府规定，一发现机场有咳嗽、发烧的，立即拉走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对SARS必须高度重视了。茅临生后来回忆说。

　　19日，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要求，市、县制定的详细预案下发到各个社区。恰在第二天，首例SARS患者确诊，这个预案立即启动。

　　先机就是这样被早有准备的我们抓在了手中。

　　如果把非典来袭看成一张特殊的考卷，让我们再来看看杭州市委、市政府写在答卷上的文字：

　　4月20日凌晨1时，市四套班子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全市非典防治工作。17：30，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非典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宣布十条紧急措施。成立杭州市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4月23日，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公共场所管理的通告》。

　　4月25日，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清洁杭州万人大行动。

　　5月6日，召开会议，对严防非典向农村输入蔓延提出了具体要求。

　　5月9日，出台13项扶持政策，减免税费，信贷支持。同时，从重处罚各类不文明行为。随地吐痰者罚款50元，并当场清除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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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的制度能在非常时期，保证城市的有效反应。尽管我们还没有十分完备的危机应急机制，但从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端倪。

　　党的执政基础是在于单向的经济增长，还是民计民生？抗击SARS正是一次最能体现三个代表精神的实际考验。

　　4月20日，省卫生厅发布了《关于浙江省首次发现输入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的公告》，并在媒体上刊登。电视台开始滚动播报杭州疫情状况。报纸上公布了杭州SARS病人的详细资料……此后，疫情通报在各大媒体上始终坚持一天一报。

　　紧急寻找密切接触者、确诊病人病情发展情况如何、政府新出台什么政策……有关非典的消息不断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特殊时期，公民的知情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据说，在尚未发现非典病例时，在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杭州市主要领导就坚决要求，如发生疫情，一定要让市民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一种透明开放的机制始终延续在所有有关非典的工作过程中。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假定每户人家每天的生活费用为25元，最高峰时，全市共有2500余人被隔离。按照平均每人隔离天数为14天计算，总共需要资金为87．5万元。而这笔钱，是由政府垫付的。

　　与此同时，非典对杭州的三产产生了无可回避的影响。就在经济遭受严峻考验时，杭州市政府仍然承诺，对非典防治工作必需的经费，市财政将全力予以保证，并启用了能够统一调度的非典预防控制准备资金488万元。

　　党的执政基础是在于单向的经济增长，还是民计民生？是否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可以高于公民生命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抗击SARS正是一次最能够体现三个代表精神的实际考验。杭州市委市政府的行动，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正如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所说：人命关天。经济受到一次重创，经过努力，总是可以挽回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了就再也无法弥补。

　　一张覆盖社会各个角落的非典防护网瞬间铺开。一个环环相扣，协调运作的社会体系正在逐渐成形。

　　城头巷79号是个老墙门，居民们都还在用马桶。被隔离后，环卫人员二话没说，把倒马桶的活揽了下来。老浙大社区被隔离者中，一位怀孕5个月的准妈妈患有溶血症，平时每周要去医院就诊。隔离后，社区通过层层请示反映孕妇的实际情况，安排医院上门进行诊治。

　　传统的单位制在城市里几乎覆盖全体居民，那时候有突发事件，只要动员单位，反应很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不少群体不能被单位覆盖。而对于流行病，落掉任何一个群体都有极大的风险。调查表明，一个非典超级传播者最多可传染112人。对于杭州这样一个有着630万人口的城市而言，阻击非典传播，难度不言而喻。

　　2000年底，杭州市开始了社区体制改革，社区建制、社区人员一改以往老、小、破、旧的局面。一个新型的城市基础在逐步成型。

　　4月21日，杭州六城区324家影剧院、歌舞厅、卡拉OK厅、人防坑道内的各类公共场所全部暂时停止营业，公共场所的大型活动和聚会暂时停止。民航、铁路、车站、码头、机场和各旅行社对发热、咳嗽的来杭人员开始实施严格的健康申报制度。教育部门宣布，一律暂停借用全日制中小学、幼儿园校舍的业余培训类活动。各级医疗机构建立呼吸道专科门诊，实行首诊责任制。

　　一张覆盖社会各个角落的非典防护网瞬间铺开。一个环环相扣，协调运作的社会体系正在逐渐成型。

　　4月29日，国务院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督查组组长杨衍印在考察杭州工作后，赞扬杭州创造性地开展防治工作。

　　对危机的认识程度总是逐步提高的过程，杭州一开始就站在较高的管理高度，这是我们的幸运。

　　人类进步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同各种危机斗争中成长的历史。审视SARS危机，许多社会学家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记者专门采访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系主任陈国权教授。

　　记：全国正在打一场防治非典的硬仗。您怎么看待这场危机？

　　陈：我认为非典带来的危机是一种复合性的危机。它以一种传染性疾病的方式显现，首先在公共卫生领域造成危机，随后又对国家的经济、社会秩序、发展造成极大影响。其次，非典危机的涉及面空前广泛。它不仅关系到一国的发展，更关系到全球的发展。此外，非典危机还给我们的回应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危机也是对我们社会组织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

　　记：请您评价杭州市政府在这场阻击战中的表现。

　　陈：有两点印象最深。第一是政府应变的快速。凌晨开会体现了政府的高度责任感；政令畅通体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转和城市良好的综合素质。一般来说，对危机的认识程度总是逐步提高的过程，但杭州能在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管理高度，这是我们的幸运。第二是管理的专业化。这次危机的起点是一个卫生医疗问题，政府在短时间内出台的措施，无论是隔离、停业还是健康登记，都是有的放矢，直指危机核心。

　　记：您觉得杭州在处理SARS危机时，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陈：表现最突出的是社区管理。这次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市民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说是杭州的优良传统。以前，政府就经常公布一些城市规划方案，请市民提意见。这次市委书记王国平又到网上与市民交流，给了人们很大信心。

　　应对危机的管理系统尚未成形，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个成熟的社会最终必须要依靠法律的力量。

　　诚然，SARS危机也暴露了我们社会中的很多深层次问题。

　　国内研究危机管理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教授认为，我们存在四大软肋。首先，整个社会体制中还没有这种危机管理意识。其次，体制中条块分割、部门封锁的毛病依然存在，并影响工作效率。第三，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使我们面对负面事件难以迅速正面回应。第四，过分追求市场化，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已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在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福利等方面的职责削弱。

　　采访中，陈国权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走得比较平稳。这种平稳的状态，使我们缺少对危机的必要准备。

　　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有一套危机管理的计划系统。例如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战略，特别是9·11以后更加完备。各部门按照计划，根据相关信息知识进行危机管理的教育、训练；在此基础上建立危机管理的预警系统。另外，美国还设有联邦危机管理局，政府有专门的反危机基金储备。这些机构都能在发生危机时，各司其职，及时控制、消除危机。

　　尽管杭州已在抗击非典的实践中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应对危机的管理系统尚未成型，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陈国权教授说，杭州严厉的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但也造成了高额的成本。如何尽早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危机应急机制，减少成本，把危机对生命、对经济的损害都控制在较低范围内，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将从万能政府逐步转型为有效政府、有限政府。非典危机，再次将政府职能问题提到人们关注的视野中。危机面前，社会应该赋予政府多少权力？一个成熟的社会最终必须要依靠法律的力量。

　　与国外相比，有关灾难预防知识的普及与自救技能的培训在我国是极为缺乏。非典使我们意识到，要在灾难来临时反被动为主动，就必须使防灾的应急准备成为长期且在事先。进行全民性的防灾教育，使紧急事件发生时，国家有实力应对，社区、单位、学校有条件配合，而个人则有能力快速调节心理。

　　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博士所说，非典是一次良性危机。在我们奋力抵抗危害的同时，相信政府、社会也能从中获得难得的发展契机。越早提升整个社会的素质水平，我们今后的路便会越来越宽阔、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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