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5-29

　　核心提示

　　吴敏一，45岁。1985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同年进入浙江省计委经济研究所，1994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以充满活力的浙江经济为蓝本，给中国经济政策未来走向，做

出了引人注目的方向性研究。1995年，37岁的他担任了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的副院长。从1998年开始任温州市副市长，主管科技、工商和物价等工作。在温州，他被称为是“学者型官员”，四年多以来，吴敏一以他的学养和能力在温州留下了有口皆碑的政绩。

　　2003年的2月，吴敏一向浙江省委组织部提出了辞职，下海到企业去工作。5月18日，吴敏一到“红蜻蜓”集团出任总裁。

　　辞官的理由“很简单”：吃力？没当上市长？

　　沈冰：您真正提交辞呈是在今年的二月份？

　　吴敏一：对。

　　沈冰：那个时候这个想法是怎么形成的？

　　吴敏一：那个想法也非常简单，因为我这个人不复杂，不像现在很多媒体或者是公众认为，辞官可能是比较复杂，经过什么思想斗争，或者是徘徊犹豫的。我觉得复杂的事情还是要简单处理。

　　沈冰：那简单的理由是什么呢？

　　吴敏一：简单的理由我觉得我是把当官看成一个平台，不管当什么官，比如说是市长级的，还是县一级的，还是镇一级的，还是更高级的，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平台，如果在这个平台，我自己觉得能力有限了，或者感觉到有点吃力，那我就想换一个平台。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想，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沈冰：我能不能理解您提出辞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没有当上市长？

　　吴敏一：应该这样讲，没有在一个更高的目标上实现自己的一种愿望。

　　沈冰：那我说得对不对？

　　吴敏一：我想还是换一个角度讲比较客观，也比较正确。因为如果是从刚才你讲的这个角度的话，很容易导致一种误解，好像我这个人是不是官迷心窍，或者是跑官要官，或者是有什么不好的动机。

　　沈冰：或许再等一等，有更好的机会呢？

　　吴敏一：对，其实很多人有这个看法，认为即便是有一个目标，那等几年也可以的。但我这人的时间观念很强，生命观念也很强，做事的观念也很强，所以我想与其这样等七八年、十来年，我想还不如现在换一个平台。我觉得从政也好、经商也好，都是职业的一种正常的转换，不要看成是，好像做官才是一种事业，经商不是一个事业。我不是这样看。

　　当关系转到“人才中心”时：我心里“咯噔”过

　　沈冰：您放弃的是一个已知的、做得非常成功，也非常令人尊敬的温州市副市长这么一个事业，您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未知数，从二月份递交辞呈到现在，这三个月当中，难道一刻都没有怀疑过、反省过自己的这个决策吗？

　　吴敏一：那应该说是有的，不能说没有，我实事求是地讲。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议论讲法，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劝我不要走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对自己的后顾之忧也有过。

　　沈冰：很现实，没有退休金了。

　　吴敏一：对，当我的秘书不久前告诉我，我的关系要放在人才交流中心，他跟我讲的时候，有一刹那，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觉得确实还是有压力、有风险，因为人还是比较现实的人。举个例子我现在突然生病了，我企业也没有去，对不对？或者我企业去了以后，一个病人怎么让人家来接受？工作能力水平再强，人家可能也觉得你不行了。

　　找我的“庙”不少但也不是很多

　　沈冰：在您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之后，是不是好多民营企业家都来找您？

　　吴敏一：应该说不是好多，但是有不少，既有温州人，也有杭州等其他地方的，但是不是很多。我是非常有自知之明，因为高处不胜寒，人家看看你，一个是原来的位置，第二个你原来的背景，像国外讲background(背景)，就是说原来的背景经历，很多企业家，再加上有六条标准，这样就盖住了很多企业它不会来找我。很多温州很熟悉的、我也很认可的企业家，他们都跟我开玩笑，说吴市长，我们庙还很小，过五年以后，你过来我们欢迎，现在不欢迎你。

　　沈冰：但是很现实地说，企业你是没有做过的。

　　吴敏一：对，没有直接做过。但是我也有自信，我选这条路，我有自己一定的理由，一定的基础。

　　沈冰：理由是什么？你觉得优势是在什么呢？

　　吴敏一：我自己的优势我觉得有好几个方面。一个我原来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学的那些知识，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非常有用。第二个方面，我在省里有多年的政府研究，因为我当时的研究跟学校，跟纯粹的理论部门不一样，我也是一种应用性的，对策性的研究。所以人家叫我是政府的经济学家。我积累了一些知识经验……

　　沈冰：还积累了一些关系网络。

　　吴敏一：我想关系网络也非常正常。我想这个理念在社会上应该树立起来。如果一个从政的，在这个位置上不干事，或者干的事情不好，甚至可能是干不好的事，那么下来以后，在角色转换以后，不仅人家不来理你，你没有这种关系资源，可能还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我想这也是非常正常，为什么很多人感到人走茶凉？道理就在这里面。我在这个位置上做好了，靠我的人品、人格，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这就是国外讲到的一种情商，这个情商，我想不仅是从政的人要树立起来，实际上每一个在不同岗位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树立起来。所以现在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学，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学科。我想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我积累的这些关系，我觉得还是非常正常。

　　飞机上巧遇“红蜻蜓”：先辞官再找庙

　　沈冰：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可能让您直接说现在“红蜻蜓”给你一年多少年薪现在不方便说。能不能告诉我们，要比原来做副市长的时候收入会高多少倍？

　　吴敏一：我首先稍微不直接一点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刚才你讲价值的对应关系，我觉得那个对应关系，你从政的话，最大的对应，我们就讲供求，我的求是谁？就是老百姓。就是我做的事情面对的一些人民群众，他们如果是认可了，那我觉得我的价值已经体现出来了，我觉得已经是对应了。如果考虑到金钱，哪个能给我多少钱，这是不可能的，那肯定是要犯错误。那么到企业，比如说现在“红蜻蜓”，我觉得经济上的价值是一个方面，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回避了，人家就觉得我是虚伪了。但我选企业有六条标准，六条标准当中有一条就是这个企业已经超越了利润的追求目标，把事业作为企业最发展的第一目标。

　　沈冰：这次您做出的最终选择是去“红蜻蜓”，可能还是很多人特别想知道背后原因。

　　吴敏一：我提出辞职后很偶然的一次，在机场等飞机去上海的时候，他(“红蜻蜓”董事长)正好坐在我旁边，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说你是吴市长？我说是。就这样也很巧，聊了几句上飞机，在飞机上又正好坐在一起。也是闲聊，后来他就宣传“红蜻蜓”如何好，当时我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企业还没有去过，根本不了解。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正好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到“红蜻蜓”，我第一次去路还不认识，我叫了车问了路以后去，看了一眼我感觉不错，但当时也没有决定去。后来几次大家闲聊当中，当然大家都是在有意无意，有情和无情之间提起这件事吧。所以我讲是一见钟情，非常宽松。

　　沈冰：具体当中你省略的是什么？以后收入怎么办？总还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吴敏一：那就是一个定位，我到一个新的舞台上我首先对自己定位。我选择“红蜻蜓”我首先想到我能不能去做事，而不是摆一个菩萨，我也不是菩萨，对不对？那就没有必要，所以我自己定位，做事的一个定位。我到了新的岗位以后，我能不能发挥作用？他能不能用我的长处？能不能接受我和他一起？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益，这是最主要的。我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我对人家也是这个要求。你要有风险感，如果是你不胜任了，你也不能够“占着茅坑不拉屎”。如果我不行了，从位置上下来，甚至于把我开除掉了，那我觉得都非常正常。我还是会面对这个现实，我不是像有的人想像的那么乌托邦。

　　沈冰：既然不是那么乌托邦，对自己肯定也会有一个定位。但您的定位更多是在事业上的一种定位。

　　吴敏一：对，因为我看到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是一个最佳的时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为什么我选择现在这么一段时间辞官，我觉得也是考虑这个原因。因为未来三年，我觉得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关键的，能够在这个三年当中迎风而上，能够再上一个层面、台阶，我觉得这个企业可能在今后发展当中，就能够基本上立于不败之地，或者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

　　我成功的标准：不在赚钱而在于打出新天地

　　沈冰：您在选企业的时候给企业列了六大标准，对于您自己踏上经商这条路，你有没有给自己的成功列个标准？做到哪一步，到哪个时间段做到哪一步，算是成功了？

　　吴敏一：我没有形成书面的，但是我内心是有的。经商成功的标准对我来讲，不是钱赚多少，而是我能不能把新的平台做大、做强。做大就是至少在一部分地区，如果再大一点就是国内，当然再大一点就是国际上，大家能够认可。如果这个平台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搞一个中国的沃尔玛，就是惠利玛，如果是这个平台，也就是说新的一个商业的连锁模式，如果做成功了，大家认可了，那我觉得我的事业就成功了，而不是我钱赚多少。

　　沈冰：您给自己多长时间？几年完成这个目标？

　　吴敏一：我想大概是有个一年的目标、三年的目标、五年的目标，大体是这样，太长了我觉得有点遥远，也有点虚。

　　沈冰：一年的目标是什么？

　　吴敏一：一年的目标我想是把基础打好，这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基础，平台的基础，企业的基础要打好。央视《新闻会客厅》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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