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珊 本报记者秦轩

　　因为非典的原因，原定在清华校庆日展出的女书文化展览被无限期推迟。近日，记者走进了本次展览策划主持者、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赵丽明老师的女书研究室。

　　女书，是一种女性专用的和方块汉字有着血缘关系的斜体表音异形汉字，在湖南省江

永县东北部的潇水两岸广泛流行。女书文字所记载的历史掌故，有唐末黄巢起义、宋代《胡玉秀探亲书》、明末清初《永历皇帝过永明》，以及清乾隆、道光、咸丰等时期的事。与女书相伴相生，女友、女歌、女红，也是当地女性交游时的重要内容，它们和女书一起，共同构成了曾经繁盛一时的女书文化。在这种文化熏染之下，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女性社会生活，其中所包含的苦情文学和庭院沙龙文化的特质，传承了当地女性在世代苦难生活中的生命力。

　　赵老师介绍：“女书是一种文化抗争。那个年代的当地女性，不能上学堂读书，生活又凄苦无边，很需要用一种方式来抒发心中的苦闷，在同性交游中寻求乐趣。于是，一些以诉苦为主要目的的简易符号开始在当地女性之中流传，它们后来发展成为以五言七言体诗歌为主要形式的女书。这些在女人们之间传递的文字，或为互诉苦情的自传，或是争取友谊的结交信，或是记录身边事的轶闻杂记，或是关于祭祀、婚嫁的礼品文，还有一些自己创作的谜语或翻译作品。”

　　随着女书传承者的相继过世，一些女书作为陪葬品而永存地下。在赵老师的研究室，记者碰到了63岁的何艳新老人，她是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据她介绍，女书作品几乎都是唱本，创作者是当地精通女书的“知识分子”，被称作“君子女”。这样的“君子女”近百年间只产生了几十位。“我10岁那年开始和外婆学写女书的时候，已经很少有女孩子会写和会认这种文字了。女孩子也可以进学堂读书后，就更没有人见过女书了。”上世纪60年代“破四旧”前后，女书、女歌逐渐销声匿迹。少数几位像何艳新这样会写会唱女书的女性，从此成为活文物，而河渊村一位94岁的阳焕宜老奶奶，成了目前惟一经历了女书文化全过程的女书老人。

　　赵老师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女书。近20年来，每逢寒暑假，赵老师都只身上山下乡寻找有关女书的蛛丝马迹，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成果，她自己也成为国内这一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近一段时期，尽管女书研究逐渐升温，但期间发生的问题却让赵老师担忧不已。

　　近一两年，女书开始被当地政府提上旅游开发的议事日程，这无疑是件好事。但当地却很难一下子拿出合理完善的规划与实施方案。此外由于有利可图，当地有些男性随意新造女书文字，有的甚至编成了《字典》。赵老师说，她在当地多次看到仿造的所谓女书传本，“现在女书面临的已经不是失传，而是失真！”

　　近几年，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女书。一位澳大利亚的心理医生，甚至利用女书的倾诉和解压功能，开办了女书诊所，探索它在心理治疗上的能量。很多国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到江永地区大量地搜集女书文物，致使女书文物严重流失，资料的保护工作更难延续。

　　媒体也一度关注在江永地区出现的这一种特殊的文字。电视台到当地拍摄，报刊也多次撰文报道。“这更是好事。但有些纪录片把女书文化歪曲为一种黑色的、压抑的文化语言，严重失实。一些所谓女书专家竟大言不惭地公然说假话。这是对女书的玷污！女书文化其实是光明的、向上的。你看90多岁的女书老人阳焕宜，总是满脸灿烂！”赵老师有些气愤地说。

　　赵老师说：“她们虽然借女书来诉苦，但是这种诉苦不是使人抑郁的。相反，它们散发着自由的灿烂的光彩，对女人们来说是一种娱乐和享受。她们不满现实，就亲手构造了一个充满鲜花的精神王国。”比如，女书传播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歌堂。生气勃勃的“读纸读扇”歌堂集会，曾经是当地女性群体娱乐的生动图景。

　　研究中的问题还不止这些，经费短缺就是赵老师一直解决不了的难题。为了出版介绍女书文化的书籍，赵老师常常是先签卖书合同，然后才能签出版和约稿合同，以保证正常出版。

　　尽管如此，赵老师始终坚信她的女书研究会和女书本身一样重现生机。目前，《中国女书合集》的编纂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女书抢救工程也即将启动。女书的魅力还吸引了年轻的研究者，刘双琴、杨桦等几个大学生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主动要求向何艳新老人学习女书，帮助赵老师翻译整理女书作品。刘双琴她们说：“但愿女书文化能够经过我们的工作，以她的真实面貌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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