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面对21世纪城市化问题，提出“健康城市”的新概念。SARS的突然降临，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记者：这次非典疫情在全国范围暴发，广东、北京等特大城市的疫情比较严重。您认为除了一些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原因吗？

　　 关安平：我认为这与大城市的建筑物密度以及人口密度有一定关联。北京的发病区大多集中于大型写字楼和校园。

　　 记者：那么您对有关部门是否有什么建议？

　　 关安平：我的建议有以下几点：

　　 1.限制过度的房地产投资

　　 英国首都伦敦为限制私人扩张性投资房产而侵犯公共利益，作出了强制规定，凡富人不得购买城内城外各一处以上的房产，总面积不得超过数百平方米。否则对超过的部分，征收100％至400％的富人税，这对于减轻城市建筑物密度有很大作用。

　　 2.加强北京市人大对特殊房地产开发的审查

　　 英国首都伦敦城的建筑物凡属恢复二战前后旧貌的只是报市政管理部门备案即可。如果改变原有建筑，增加建筑面积，则必须由市议会讨论表决批准方可。另外，伦敦城的市内建筑物均不得超高。故伦敦城街道旁边均为五层左右的楼房，开发商只能向地下挖掘2~3层地下室。对于古城如北京、西安等大城市，如要改变原建筑高度和建筑风格，须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专业委员会的审批，以发挥民主法制的力量制约某些房地产过度开发。

　　 记者：那么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您对立法、司法部门有什么建议？

　　 关安平：非典事件显示出我国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法律规制对城市建设显得十分重要。鉴于这种情形，我认为，中国需要开展城市建设与各种突发事件之间关系的专项研究。另外，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规划法与建筑密度

　　 非典事件的暴发集中在广州和北京，其传播速度之快，和人流的密集度有关，而人流的密集归根结底是跟建筑密度有关，以北京为例，其建筑已经严重的超过了任何的城市，比如伦敦和北京相比，伦敦的城市用地是建筑物占三分之一，绿地占三分之一，道路占三分之一，其次才是一些公共活动的广场等方面的占地，这样的占地结构实际上是在伦敦的一个突发事件之后，伦敦人总结的一个规律，强制性的被遵守下来。原因是二三百年前，伦敦发生一场大火，使整个伦敦几乎全部被烧尽，有点类似中国三国演义火烧连营七百里的情形。

　　 鉴于上述情况，以后伦敦的建筑物都规定凡是大的建筑物周围必须留够车行道，以便救火车在四面围住该建筑物，及时救火，同时也能抑制一个建筑物燃烧而引起另一个建筑物燃烧，这个法规本来是为了防止发生突发性大规模火灾，后来为现代汽车工业和城市的交通造福。因为它的路面之多，使汽车的行使和停车留下广阔的空间，从数字就能明显看出北京和伦敦的巨大差别。伦敦有600多万辆车，几乎不堵车，原因是路面占了城市用地的三分之一，而北京才200万辆车，已经堵得一塌糊涂，究其原因是北京的路面用地比例过低。在突发事件面前，道路的面积过小，人流密度过大，这也是城市的畸形发展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的基本原因。

　　 2.城建中民主和法制方面的建议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可以证明，北京过度的房地产开发造成了北京在应付突发事件方面极为被动。为此建议：北京应建立规划强制立法，禁止任何人破坏总体规划。任何人违反规划要承担危害社会加倍处罚的刑事责任。

　　 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的总体规划就提出北京要留出来通风道，留出西山景观线等总体规划的要求，但是后来这些规划都被忽略了。建筑物越来越密，越来越高，北京的西山风景线被严重遮挡，通风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北京市的城市绿地也好、公共的交通用地也好，以及广场用地也好，不断的萎缩，比如北京长安街上原来的体育场馆，都变成了建筑物，有些很大的公园拉出一块来变成了建筑，这都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些公共用地被开发商利用，实际上是个别房地产商的利益高于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法规必须制止这种情形再次发生，已经发生的由现在的法规来加以规范。同时原规划法规定的楼距过窄，致使开发商无限制加大土地开发。3.立即修改原规划法。

　　 目前北京有一系列的危改项目，原则都是用商业的手段把平房去掉，盖成密集的小高层甚至高层项目，这是不妥当的。实际危改项目应该是以恢复原貌或建成二层结构楼房并留出必要的绿地，不愿意做的开发商可以不做，但是北京市的公共利益不能危害。

　　 北京郊区的开发也出现了大量的高楼现象，影响了北京的通风和人口密度，因此北京的郊区也要作出建筑限制，北京的人口密度也要作出限制。否则，一个爆炸式的房地产增长，致使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过大的特大城市，在面临诸如非典等突发事件时会成为一个死闭的城市。（被采访者为北京市安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健康城市新概念

　　 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面对21世纪城市化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挑战而倡导的新的行动战略。据估测，全球已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化的人造空间里。然而，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工业化的城市面临着社会、卫生、生态等诸多问题，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饮水和食品供应、污染日见严重的生态环境、暴力伤害等社会问题，正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

　　 十多年前，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曾报道，城市很可能是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是已知的最致命病毒肥沃的滋生地和温床。主编李查德·胡顿写道，城市里有最大的医院和医术最高明的医生，“尽管城市效率很高，而且出发点都不错，但是城市很可能是造成大家死亡的原因。”胡顿指出，城市就像块大海绵，每年吸引6000万人进入。这样大规模的人群很容易使病毒通过接触、空气、水或者昆虫得以传播。而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抗药性的增强，像流感、肺结核、登革热这样的流行病会造成更多的人死亡。

　　 1986年WHO首次提出健康城市行动战略后，一呼百应。“健康影响评价”由世界卫生组织领航下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规划标准。公众健康风险评估的把关机制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旧区重建、医疗安全保障、基础建设选址、经济旅游发展等方面都强化健康影响评估的比重。

　　 我国200多座城市都已陷入垃圾围城之中。目前北京市区周围被7000多座垃圾山包围，其中直径50米以上的垃圾山有5000多座。摘自《南方周末》

　　订两性学堂，打开性爱心门，赢取彩信手机！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在家学新东方英语 注会注册评估师 考研英语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