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曹林来源： 中国青年报

　　 新 闻

　　 发烧患者邱川友获免费治疗

　　 5月29日上午10时，发烧患者邱川友由安贞医院转至通州结核病研究所治疗，安贞医院已全部免去其各项费用共计2700余元。经安贞医院全面检查，发现邱川友患有肺结核。同时，排除了他为非典或非典疑似患者的可能。通州结核病研究所也同意对邱川友进行免费治疗。

　　 5月26日，邱川友被当做非典疑似患者送至安贞医院发烧门诊。当班护士为其量完体温后，让其交费做进一步检查。面对200元的检查费，身上只有5元钱的邱川友选择了“逃跑”。

　　 据悉，北京市对被确诊为非典患者或疑似非典患者的医疗费用有明文规定，但是因发烧自愿或被安排到发烧门诊隔离观察而发生的费用目前基本由个人负担。同时，非典疑似患者被隔离观察期间至少会产生数千元的费用。如果最终被确诊不是非典，患者则需要承担这些费用。这是很多低收入人群的担心所在。（详见本报5月27日08版，5月28日、29日、30日A03版）

　　 追 问

　　 谁为SARS埋单

　　 据《南方周末》5月15日报道，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4月在北京曾进行了一项调查与分析，根据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以及其他在京医院截至4月20日的数据测算，每例疑似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为1090元左右，观察期为2天左右；每例确诊轻症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约为1100元，重症病人每天约为3220元，疗程为21天左右。患者显然难以承受庞大的开支。

　　 报道说，出于“一切为了控制疫情”的大局，关于医疗费用问题，曾经几经波折，覆盖范围一再扩大。4月29日，财政部和卫生部发文规定，对农民、城镇困难群众患SARS实行免费医疗救治，医院记账，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5月1日，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SARS型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人缴纳救治费用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强调“先救治、后结算费用”，凡是发热病人，一律免挂号免押金，先就诊先住院；记账治疗的人群覆盖范围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扩大到所有人群。

　　 另据《工人日报》5月21日报道，北京一些医院的医生说，“对残疾人、无业人员，我们都是垫付，政策是国家负担，但现在还没有兑现，我们只是因为上面一句话‘你们先治吧’就开始承担费用。”对于收治病人的医药费以及各项非典设施的投入由医院垫付的状况，中日友好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拨款肯定是有的，但是不够。”医院在等相关规定出台。

　　 观 点

　　 免费救治的经济学依据

　　 “政府免费提供救治服务”，其实用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其效果不过是把大多数纳税人的钱转移到了少数人的身上而已。

　　 被免费救治者所得到的价值数以万元计的医疗服务确实是免费的。因为对一般人而言，他所贡献的税务远不及其所得到的资助，而其所贡献的税务及其所得到的资助的差距就是其所免费得到的了。———但这里并没有把其被隔离所付出的代价算进去。

　　 另一方面，对于提供资助的所有纳税人来说，都愿意出一点钱，让那些不幸的被感染者能得到隔离、治疗并尽快康复，以避免病毒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传播。既然是出于我们的利益的考虑而要求隔离，我们就得为此付出代价。这代价至少包括，支付隔离所需要的费用和对被隔离者进行必要的补偿。

　　 在经济学上，“清洁，没有病毒、有利于健康的环境”是一种物品，是人们愿意花费一些代价得到的物品。所以，政府实行免费救治制度，可以视为我们是在向医疗机构购买我们所需的一样物品，也可视为对被隔离者的部分补偿。但这里的“购买”不容易由市场处理，所以有必要由政府执行。由政府执行虽然有强制的性质，但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财政中的钱是纳税人的钱，如果从财政中拨出120亿元的钱，就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人付出了10元钱。虽然不是很精确，但却绝对是正确的。

　　 直 评

　　 免费救治与“应得权利”

　　 笔者认为，简单的成本与代价分析，完全把政府应对危机的公共政策工具化了。

　　 免费救治不是纳税人悲天悯人的慷慨，也不是被救治者“搭便车”讨来的嗟来之食，这是他们在国家非典危机中应该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就是说，我跟周先生不同之处在于，周先生认为被救治者享受免费是代价与成本平衡计算的结果，而我认为，享受免费救治是非典危机中弱势群体的应得权利。

　　 “应得权利”这个概念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其关于贫困和饥荒的著作中提出来的。在研究历史上的饥荒时，森发现了下述很清楚的证明：用缺乏食品来解释饥荒，虽然在经验和直观上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以1943年自己母国印度的孟加拉邦大饥荒为例，虽然当时该省食品不是十分富足，但是事实证明，在大规模死亡的严重时期，当地的食品几乎没有比此前和此后的几年更少，可是，为什么当时会发生食品丰裕与饥荒共存的悲剧？显然，用缺乏食品来解释饥荒是行不通的。于是森采用了他的概念“应得权利”（entitlement）来解释饥荒。他认为，历史上所以有许多饥荒发生，并不是因为物品十分匮乏，而是因为社会藩篱的存在，弱势群体对食品的应得权利得不到制度安排的保护，于是就发生了一方面食品并不缺乏，一方面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大规模因饥饿而死亡，酿成人道灾难。

　　 而此次政府针对非典危机“免费救治”的公共政策，无疑是赋予灾难中弱势群体接受救治“应得权利”的制度安排。目前中央财政设立的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已经拨出10多亿元，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支撑“免费救治”这一政策，充分强化公众接受救治的应得权利。

　　 “应得权利”是透视免费救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如果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所谓的代价与成本分析只不过是“为解释而解释”的隔靴搔痒和牵强附会。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5月30日 文/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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