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到现在，中国新一届政府启航只有短短的70日。然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抗击SARS中展现出崭新的施政风格，许多做法前所未有，出人意料，而且意味深长

　　《经济》杂志6月号记者胡润峰

　　对于中国眼前的这场SARS风暴来说，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转折性的日子。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转折性不仅是时代性的，还是历史性的。这种转折性不仅是属于SARS的，还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而更多的人希望，这种转折意味着一种新局面的开创。

　　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SARS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当天晚上，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实况录像和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全国都知道了中央的重大决定：公开疫情，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

　　自这一天之开始，中国抗击SARS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防治SARS也成为新一代领导人非同寻常的开场，每日奔波于防治SARS前线的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等领导人，成为中国抗击SARS的主角。

　　自这一天之开始，中国政治也出现全新的变化，新一代领导集体展现出的崭新施政风格，许多做法前所未有，而且意味深长。

　　雷厉风行政府总理

　　刚担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履新不到一个月后，就面临21世纪第一场全球性传染病SARS的严重考验。如同1998年特大洪水考验着上一届政府一样，这是对新一届政府的一场“大考”，如果应对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而与1998年洪水不同的是，抗击SARS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困局。

　　SARS早于2002年11月就在中国广东南部爆发，后向一些地方扩散，一些政府官员刻意隐瞒疫情，导致了SARS的大面积扩散。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署名信暴露出中国SARS实情，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中国的媒体少有报道，但有关SARS病毒的信息通过手机和网络已经到处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和外国媒体呼吁中国方面要正视疫情，中国国内民众强烈呼吁要求了解更多的真实信息，同时各种谣言开始四处散布，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压力，已经不仅仅是SARS的本身。

　　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的传播能力与渠道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个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显然这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处理危机的方式也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要求。如果还按以前传统的方式去处理危机，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值得赞赏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勇气和能力，他们很快调整了策略，果断决定公开信息。

　　一些新的变化甚至出人意料。比如胡锦涛从就任总书记之前的施政风格看，给人留下了稳重严谨的印象；总理温家宝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温和的人。而在这次面临SARS挑战的时候，这两位领导人表现出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风格。温家宝在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是一个“有主见，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次此话得到了证实。

　　4月11日胡锦涛离开北京奔赴防治SARS前线广东。4月13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紧急会议，担心全国经济、国际形象和社会稳定都可能受影响，“形势严峻”。这期间胡锦涛、温家宝等先后发表讲话，与以往“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的口气截然不同，提出“要准备打一场硬仗”。紧接着4月20日召开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当晚新华社发布免去张文康、孟学农职务的消息。

　　“信息革命”

　　4月20日以后，卫生部门及时准确地通报疫情，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也使广大民众尽可能多地了解信息、作好预防。事实证明，“让人民参与”的措施，并没有引起社会不稳定或恐慌，而是为早日切断传染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温家宝在5月4日视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时说，要发扬伟大的“五四”精神，依靠科学和民主战胜本世纪中华民族遭遇的第一场大灾害。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将科学与民主同提并论。科学抗疫广为所知，但没有民主就没有信息公开，没有信息公开就没有科学决策。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如果依然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必然地将导致决策失误。

　　在这次SARS危机中，对公民知情权的关注和尊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走上法治的轨道。4月20日后，SARS被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这意味着，相关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具有法律责任来报告疫情，隐瞒不报则属于违法。

　　“希望这一事件能促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向前走。”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朱芒不无期待地说。

　　在公开SARS信息同时，还有一桩信息公开的震惊之举。5月2日新华社公布，编号361的中国常规动力潜艇在山东省内长山以东领海进行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国际军事专家指出，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重大潜艇事故。

　　5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赶往大连，亲自领导和指挥事故处理工作，他们还登上361艇，亲自调查询问细节，分析原因。而一开始写信向国际社会披露中国SARS疫情的老军医蒋彦永，生活也未受干扰，这个事实似乎预示了中国新领导人有进行一场“信息革命”的可能。

　　罢官风暴

　　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职务，海外媒体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果断措施”，英国《泰晤士报》社论更称此做法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近一个月来，中国掀起一场“罢官风暴”。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型肺炎不力而受到惩处，范围涉及全国近一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强硬举措至少可有以下后效：对各级官员进行警戒；显示中共第四代领导的决策魄力；有可能在党内开启官员引咎辞职的新风。

　　高级官员引咎辞职，自1988年之后15年间未曾多见，虽然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已有“引咎辞职”的条款。

　　西方国家的现代执政党，都是通过引咎辞职制度来提升官员的政治责任感。中国如果引入引咎辞职制度，将显示新政府要求所有政府官员要对人民的利益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上级负责，这是中国迈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一步。

　　“罢官风暴”对各级官员的震撼是空前的。中国的官场立即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SARS时期官场上推诿扯皮少了，公文旅行少了，花架子会议少了；文件中套话空话明显减少；号令一出，雷厉风行，如不到20天制定颁布了一部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不到10天建起了一座千张病床的野战医院——小汤山医院；不到两天成功止住了一场大抢购——北京食品药品抢购风潮。

　　“以民为先”

　　观察SARS期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活动，亲民色彩和忧患意识是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胡锦涛、温家宝等都多次深入疫区，亲临第一线，与民众零距离接触，所到之处，一再感谢民众抗击SARS的奉献精神，并且向医护人员鞠躬。

　　在北京市疫情大面积爆发后，“五一”那天胡锦涛主席的身影出现在天津市一家超市，人们自发地驻足列队，热情鼓掌。一位女士见胡锦涛没有戴口罩而与群众直接面对面，当即把自己的口罩也摘了下来。

　　温家宝则总是出现在广东、山西、北京等疫情重灾区。在疫情高峰时，他和副总理吴仪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与大学生们一边就餐一边座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温家宝与大学生们座谈时口渴了，他说，“谁的水能给我喝一口？”

　　分析人士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人接班以来，有一个很明显的思维创新，可以概括为“以民为先”，“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到河北省西柏坡考察，告诫全党要发扬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到“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今年3月11日，他在关于学习郑培民的批文中指出“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郑培民是湖南省委副书记，3月11日在工作中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

　　3月18日，他在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表示，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

　　4月12日，他在深圳，会见董建华特首时，强调“为政之道，以民为先。特别是在关乎人民身体健康的重大问题上，负责任的政府更要如此。”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以言行表明，他们时刻把“民”字放在首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仅是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身光士卒，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都深入抗击“非典”的新一线。

　　新一代领导人亲民风貌得到民心回应。在网上曾出现一个帖子，内容只有标题的一句话：“锦涛一定要挺住。”随后，“锦涛挺住”成为一句百姓的口头语。有人评价说，这是中国继“小平你好”之后，又一句最高领导与百姓心气相通的佳话。

　　转危为机

　　对SARS信息的公开，一个很大风险就是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如果完全公开报告疫情，将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北京，学校、商店和娱乐场所将会百业萧条。但是政府面临危机时公开实情并采取有效行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人们有权利要求获得及时的、真实的信息。

　　新一代领导人选择了后者。

　　4月21日，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区市SARS疫情，包括诊断病例、疑似病例。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4月29日，温家宝出席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在这场关于SARS的紧急峰会上，温家宝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表现出“坦率的精神”。

　　中国的这一措施立即得到海内外的高度评价，普遍认为，此举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决心与时俱进、塑造执政新风气和新形象的努力，不会因为若干官员的官僚习气和墨守成规而打断。甚至有分析家认为，这场危机，可以成为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契机。长远来看，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地激活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说，“政府在此次危机处理上的公开态度是绝无仅有的！这是迈向开放社会的一大步。”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白钢表示，SARS事件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影响不可低估，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等问题，将在中国明年修宪时得到改善，中国“宪政改革会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融入全球

　　据国外媒体的评价，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说，SARS虽然来的不是时候，但也是一个难得的政治磨炼，是一次重新认识本国国情和外部世界的好机会。

　　确实，在防治SARS中，中国政府加强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密切合作，显示了新政府求真务实的作风，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此前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开始。而在防治SARS中的国际合作，使中国人在心理上向国际社会跨出一大步。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副总理吴仪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对重大疫情的透明度不提高，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应允许宣传机构如实而客观报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她还坦诚地对前一段时间政府与传媒沟通不够，表示应做出道歉。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做法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美国总统布什曾主动打电话给胡锦涛，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防治SARS方面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帮助。紧接着，5月6日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打电话给中国副总理吴仪，承诺将向中国增加抗击非典的技术援助。

　　国际社会乐观地预计，在征服SARS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对某些体制和外交取向渐次进行调整。在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会表现得更加友善、更加自信、更加愿意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与合作。

　　多难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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