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拙作《口罩为谁而戴》发表后，有位老朋友开玩笑说：“巧言令色的标本。为自己怕死辩护还挣稿费。”此话至少有一半表露的是朋友的真实看法。读了《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第20期沈宏非的专栏文章《口罩够不够罩》，便知遇到这类“社会舆论”的并非我一人。沈先生戏言他对因此而生的思想上的重重困扰，解决方案是易“戴口罩”为“带口罩”，即随身

携带，人戴我也戴，人不戴我也不戴。

　　沈先生引用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语录，来为自己采用的抗非典自我防护措施作自我辩护：“自爱是我们所有感情和所有行动的基础，这句话在印度、西班牙和所有有人居住的世界里都是对的。”可惜伏尔泰所处的那个需要启蒙的时代的人们还未普遍接受这种观点，所以他说：“这种自爱是我们保存自己的手段，就像延续种族的手段一样（意谓一种本能———鄢），对我们来说它是必需的、可贵的，它给予我们快乐，但必须掩饰它。”时至今日，在21世纪，性感已可以像商品一样大作广告，热恋的男女可以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当众拥吻，“自爱”还有必要掩饰，我们还等着伏尔泰来启蒙吗？

　　为人的“自爱”辩护，为戴口罩、洗手消毒之类预防非典的措施张目，特别有必要厘清其伦理上的意义和价值。

　　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即儒家思想而言，可以说，为人处世的基点是建立于“自爱”之上的。“自胜者强”、“人必自侮而后（别）人侮之”等箴言，讲的是广义的“自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有志者以“自爱”为圆心向外逐级扩展的人生方略。这种儒家伦理对人类社会最大的有永恒价值的贡献，一言以蔽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伦理铁律的核心或者说前提是，一个人必须“自爱”：假如一个人对自己都不爱惜，你能指望他怜恤别人吗？所以，牛二之类泼皮无赖讹诈人，往往是用割股、剁手、砸头等自残手段；他就是要威胁人，我连自己都敢下手，还在乎你的小命儿？

　　广义的“自爱”既包括合理的自利，也包括“不让人戳脊梁骨”的自尊。在伦理学意义上它既是一种自我选择，也是一个社会道德实践。对此，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有深刻的论述。存在主义是无神论，宣扬上帝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也不能归咎于上帝的旨意。“这就意味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在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所以我们在说人对自己负责时并不仅仅是指他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要对所有的人负责，我们的责任牵涉到整个人类。”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不是关闭在自身以内而是永远处在人的宇宙里”，其“核心思想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那些以为存在主义就是以他人为地狱的人是曲解萨特了。那些以为采取戴口罩之类自我防护措施就是不信任他人、戒备他人、制造恐慌气氛的想法，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曲解。

　　我总以为，只要疫情未解除，那些心存侥幸不愿认真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以及故作镇定的人，才缺乏社会责任感，因而是不道德的。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不自爱，不珍惜本国公民的生命，也是对全人类全世界的不负责任；反之，才是具有普世情怀的人道主义者，合格的国际大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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