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骏池空着肚子登顶

　　昨日的节目是从央视直播登珠峰节目的最后一个镜头开始的。镜头信号不太清楚，镜头里，人们可看到一位登顶的队员，他就是陈骏池。

　　刘建宏：陈骏池，刚才你也看到了，这个镜头被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希望你能

告诉大家，你后来的情况。

　　陈骏池：珠峰的顶呈馒头状，我和梁群沿着路线一直走啊走，看到前面齐刷刷站着人墙，是我们队登顶的人，就以为很快会到了。结果这最后一个小时看得见摸不着，老是找不到。我和梁群都以为走错路线了，走了100－200米，最后我登顶的时间在2时45分到2时50分之间。现在想，最后这段路用一个小时那么长，可能一是有点累，二是看到人了，就有些松懈了，还有就是想留下体力下撤。

　　刘建宏：登顶后你激动吗？做了什么事情？

　　陈骏池：登顶后有点激动，也流泪了，但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也许是登顶过程太疲惫了。登顶后做了3件事情，一就是展开国旗；第二就是给一位在登珠峰遇难的朋友旷君咏献了条哈达；最后受朋友之托埋了一件物品。

　　刘建宏：请陈骏池谈谈下撤过程的情况。

　　陈骏池：我是3点开始下撤的，到了8750米的时候，我看见梁群飞速地从我视野中消失了。而我整个下撤过程用了8个小时，比正常的要多一倍。主要原因是我的胃病犯了。头天我吃完饭半个小时后就把东西全吐了，走的时候空着肚子出发的，到了8700米的时候，我已经有20多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了。尼玛校长一直在我身后，我走的时候他就走，我停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身后等我。

　　刘建宏：你是什么时候看见大刘的头灯的？

　　陈骏池：看见大刘的头灯，大概在8350米吧，整个营地都看得到了，但还是走了1个小时。　梁群失明中下撤

　　刘建宏：由于梁群和李伟文现在在医院观察，不能到现场，我们来看看梁群下来后，我们记者的采访，了解一下梁群下撤的过程。

　　梁群：我下撤时，队长派了一个夏尔巴和西藏登山学校的一个学生协助我下撤。我是在7900米时突然失明的，到了6500米后一路就都有路绳了，我拉着路绳，他俩拉着我下撤。沿途有很多大陡坡，上去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下撤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后怕。

　　记者：那你后悔吗？

　　梁群：不后悔，我觉得这次还是经验不足。

　　刘建宏：现在我们把画面接到医院，看看梁群和李伟文的情况怎么样。

　　梁群、李伟文：现在我们俩的情况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手有些发胀，估计是好转的迹象。谢谢大家。

　　王石大叫没氧气了

　　刘建宏：你什么时候出发的？

　　王石：尼泊尔时间21日23点30分出发，一直是满天星。我一般先走，我不笨，所以是慢鸟先飞（观众大笑）。

　　刘建宏：什么时候登顶的？

　　王石：我没有看表，大约不到下午3点，尼泊尔时间不到1点。严格地说，没有超出队长的“关门时间”（观众大笑）。

　　刘建宏：下撤是什么情形？

　　王石：体力比冲顶时虚弱多了。攀登时只在第二台阶有恐惧感，下撤时天已大亮，两边是悬崖。哎呀，我从这么危险的地方上去的？就有持续的恐惧感。好几个地方，攀登时是走过去的，下撤是骑过去的。

　　刘建宏：氧气够吗？

　　王石：有两次不够了。一次是爬第二台阶的斜坡时，氧气阀顶不上来，肺快憋炸了。我大喊：没氧气了！夏尔巴也喊：Ｕｐ，Ｕｐ，上去以后再给氧气。我就在无氧状态攀登了4－5米。第二次是离顶峰还有10分钟时，夏尔巴告诉队长：氧气不能支撑我下撤。夏尔巴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说：Ｕｐ，Ｕｐ！下撤也不够，为什么不上去呢？我的夏尔巴8次登顶珠峰，很有经验。我告诉他：不要回队长的话，继续向上。

　　刘建丢三拉四登顶

　　刘建宏：你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刘建：我没带手表，本来想跟在王总后面走的。但要出发时，我的帽子找不到了。帐篷里很乱，地上到处是装备，我又穿了冰爪，不方便到处翻。加上21日我们从7790米到8300米就没吃晚饭，帐篷里在“下雨”，没时间做饭。

　　刘建宏：我理解，“下雨”就是队员大哭。

　　刘建：找了一阵，没发现帽子。陈骏池就说，“我这儿有”，他逗我：500元一顶。说完就把帽子扔过来。这是一顶毛线帽，不抗风。风大时，感觉像在一根根梳我的头发丝。

　　我加快速度去追王总。走了半小时，我的头灯又不亮了，只能借助身后夏尔巴和前面外国队员的头灯看路。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的羽绒手套掉到悬崖下了。本来准备把两只手套用绳子连起来，绳子都准备好了，一忙又忘了，只好戴着抓绒手套继续攀登。

　　王石：到8500米，快上第一台阶时，我坐下休息，刘建追上我。他说他冷，想先过去。

　　刘建：我一个人先上了顶峰，一看，上面有30多个人大聚会。我没有对讲机、相机，全在夏尔巴那儿。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报社发消息。后来，夏尔巴来了，我用对讲机给大本营报告登顶的消息。拍完峰顶照片，觉得很口渴，以为夏尔巴带了水，但他以为我带了水，结果我们谁也没水，只好嚼冰止渴。

　　刘福勇为何放弃冲顶？

　　刘建宏：你状态不错，在8300米时为什么放弃？

　　刘福勇（以下简称大刘，痛苦地沉默了一分钟）：外面很多传说，说身体不好或者救死扶伤。实话实说，我放弃登顶除了一些特殊的客观原因，我更多想的是自身登山的安全问题。我登山的时间不长，4年前开始上山，但经历的事不少。我给自己登山定了一条规矩：接触自然，感受生活。

　　在8300米的位置，顶峰的诱惑很大，我也很清楚登顶后的荣誉，但我没把握能安全回来，这背离我的原则。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队员1点就要出发，我希望队长快点作决定，我服从命令。

　　做出放弃登顶决定前，我爬到王总面前说：大哥，我要作决定，你别怨我。王总说：你说吧，我尊重你。我当时有点失控，王总摸摸我的脑袋说：你就哭吧。五六秒后，我恢复了正常，通过对讲机告诉队长：我不登了。做出这个决定后很轻松。

　　刘建宏：从放弃登顶到现在，你反思过这个决定是正确还是错误呢？

　　大刘：决定的一瞬间，我就觉得它是正确的。我觉得我挺有进步，以前我对父母、爱人挺硬。现在挺成熟了，山还在，大刘还在，练一练，过两年再来。

　　刘建宏：第二天你好像没从8300米下撤？

　　大刘（笑）：我46码的高山靴被人穿岔了一只，下不去。人在8300米反应慢，还把刘建给冤枉了。结果第三天，小阿旺捂着脸告诉我，他把我的鞋穿错了。

　　张梁理智地痛苦放弃

　　刘福勇：张梁情绪很悲痛地放弃了冲顶，下山救助英国病人。5月22日16点30分，他用对讲机请我帮他发个短信：“我是登山队员张梁，对我没有登顶我没有丝毫遗憾。登山重在过程，那是说说而已，现在我真的明白了。”（此时，一直沉默的张梁眼含热泪）

　　张梁：做出这个决定只有4个字：痛苦理智。痛苦的是，两个多月的适应性训练中，我们付出了很多，观众很难理解，我们每个人平均瘦了20斤。在8300米痛哭流涕的也有我一份。理智的是，每个队员都表态：服从队长的指挥。我用手机给农行的领导汇报，领导说，一定要服从安排。我就下决心不上了。其实，当时大家的状况都不错。

　　罗申说放弃时有人开始哭泣

　　刘建宏：当天到达8300米营地，Ａ组下撤，突然接到需要营救“英国病人”，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态？

　　罗申：作为Ｂ组攀登队的队长，当天有很多工作要做。突然接到北山坳传来消息说需要救援，看Ｂ组能不能抽出一定力量参与救援。

　　严格地说，我们此次的队员是业余队员，直接参与救援是不可能的，救援需要的是我们的夏尔巴。但在6500米出发前，大家就定了一个宗旨，一旦我们的人需要救援，或者其他队需要救援，就必须放弃登顶。刚开始大家一片沉默，后来就有人开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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