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下跪这种方式在21世纪的今天回归到公共领域里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一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画面上一位非典康复者在出院时激动地向给他治病的医生下跪表示感谢。周围，是记者们林立的摄像镜头。
我完全理解患者的心情，但下跪却是没有必要的，媒体刊登这样的照片，也不合适。身边有同事认为这样看有点大惊小怪。非典康复者出于感激之情，向医生下跪只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而已，完全可以理解。
非典患者为什么要用下跪的方式感谢医务人员呢？
下跪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在私人生活领域里可以用来表达某种私情。这是私人领域里的事，谁也无权去阻止，也用不着谁去提倡。比如过春节时给长辈磕个头、某些地方祭祖时向祖宗跪拜等等。这些传统礼节存在于家庭、家族、亲人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辛亥革命以前，这些礼节不但存在于社会私人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存在于社会的公共领域，下跪是公共生活中常用的礼节，最典型的就是见官要下跪。辛亥革命以后，剪去了辫子，废除了旧礼节，人们见官不跪了，见面改成握手了。这种礼节的变革，张扬的是自由平等的新理念。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考量，如果让下跪这种方式在21世纪的今天回归到公共领域里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可这样的事情如今居然很常见。为警察危难之间显身手可以跪，为法官主持正义可以跪，为官员送来过年的猪肉红包可以跪，为医生妙手回春也可以跪……所有需要“感激”的事似乎都值得一跪！令人深思的是，某些记者的镜头常常喜欢对准这样的场景，把这种“人间真情”放大到更大的公共空间———媒体上去，“感动”着许多人，也诱导着许多人。不是说媒体要掌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吗？不是说媒体要弘扬先进文化吗？让情急之下缺乏理性自治的下跪者“示众”，这叫什么导向，弘扬的又是什么先进文化呢？那些表示理解的人们，你们跪一跪，看是什么感觉？
之所以有人表示理解，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模糊了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认为下跪这种表达私情的方式可以随便延伸到公共领域里来。这本质上是缺乏现代“公民意识”的表现，是一种典型的传统社会“臣民心态”、“私民心态”的遗风。
那些在危难时刻担当重任的医务人员，他们是我们这个政治国家里的积极公民；康复者用下跪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感激”，实际上是把这些拥有崇高职业精神的“积极公民”降低到了“私民”的层次，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是对他们的贬损。我们应该学会在公共领域里用公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反馈社会，也像医务人员一样，担当自己的一份公民责任。 张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