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世博会“东风”，加快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及入世后的严峻挑战，也是未来长三角在经济全球化中谋求最大利益的战略性举措。但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区域中的产业同构、产业升级的出路、产业转移等现实问题。15个城市该如何在各自有所作为的基础上相互协调？本期特邀专家来支招。

　　嘉宾

　　徐长乐（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丁健（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专家）

　　徐剑锋（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杨建文（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

　　王振（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

　　产业结构酝酿“破茧”

　　记者：长三角15个城市平均 GDP 已超过3000 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徐剑锋：人均3000 美元，这已远远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走向相对富裕的阶段，也标志着长三角区域的工业化从中期向后期发展，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已向后期转移。从经济的客观规律来看，一旦到达“3000 美元”这一水平，必然带来消费结构、市场需求的一系列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新一轮的“升级”及“转移”。

　　记者：那么现在各城市大体呈现怎样的产业结构？

　　徐剑锋：一句话，产业结构趋同。自改革开放以来，苏浙沪三地的一产比重均迅速下降。目前，上海的二产比重稳定下降，三产稳步上升，2001 年开始三产比重首次超过二产。而一产比重已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未来10年内有可能降至1％以内。再看江苏和浙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苏、浙的产业大部分时间内表现为二、三产的相互消长。预计浙江在2010 年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可超过第二产业，而江苏预计在2015 年左右实现三产结构由“二三一”型向“三二一”型的转变。

　　产业结构“高度化”标准

　　记者：那么，在三地产业趋同的情况下，上海产业结构的导向是什么样的？

　　徐长乐：这里就涉及到国际流行的经济术语———产业结构“高度化”。“三、二、一”序列是“高度化”特征之一。2001 年，上海一产比重1.7％，二产47.6％，三产50.7％，三产比重以微弱优势首超二产，终于实现了“三、二、一”序列。未来，上海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空间巨大。欧美所有国际大都市的三产比重，都在70％以上。上海目前刚超过50％，这50％与70％，是1—2个能级的差距，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高度化”的第二个标准，是看制造业内部的支柱产业在其生命循环中所处阶段（整个生命循环周期分创新、发展、成熟、衰亡四阶段）。如果这个支柱产业处在了生命循环周期的前期，其“高度化”程度就高，反之则低。上海在“九五”期间，确立了钢铁、石化、汽车、家电、成套电气、电子与通信产业等六大支柱产业，比周边城市“高”不了多少，有些甚至还不具备比较优势。如上海的“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新三件”（彩电、空调、冰箱），都不行了。因而，在“十五”期间，上海及时作出了调整，将精品钢铁、精细化工、汽车、大型成套设备、电子与通讯产业、生物医药作为六大支柱产业。可见，家电这块，上海放弃了，钢铁和化工两块，分别加上了“精品”和“精细”两个前缀。

　　世博会助推“产业雁阵”

　　记者：是不是能这样说，上海要在长三角城市群中起引领作用，就必须形成与周边城市的“产业落差”？世博会对形成“产业落差”或者说产业“雁阵模式”有怎样的影响？

　　丁健：长三角各城市包括上海，目前整体的经济发展仍处于由资本推动向技术推动转变阶段；所谓资本推动，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资本，目前长三角处处风闻引资声便可见一斑。但上海作为龙头，应抢抓世博会这一“科技奥林匹克”的机遇，加快向技术推动型转变的步伐，做名副其实的“领头雁”，率雁群快速飞行。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企业，是企业将科学技术转化成了生产力。所以，我们在体制上必须有所突破，要尽快把科研中心建到企业中去。如果专利只能用作评职称，然后就束之高阁，而不像美国人那样，连远洋科技这些军用技术都投入民用，那么科技的价值便实现不了。

　　若上海能率先迈入技术推动型阶段，就能明显地形成同周边城市的垂直分工，而周边城市与上海合作的相互依赖度也将更大。例如，上海如果在航空、宇航领域形成大产业，那么其所有的配套必然会被长三角其他城市“分食”。所谓“产业落差”，目的是让各城市有所为、有所不为，整合起来，才是大为。

　　徐长乐：2010 年世博会直接带动的便是第三产业，其中包括旅游、会展、物流、都市型工业、房产、金融服务业等，这对于上海产业“三、二、一”序列的巩固和提升相当有利；其次，世博会堪称“科技奥林匹克”，对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是个强大支撑，借此机遇，上海应大力促进产、学、研结合，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重大发明和技术突破。

　　我还想强调的是，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上海大可结合长三角的优势来发展。长三角本身就是中国的教育基地、研发基地、高新产业示范区。以北京为例，其科技人员所占份额超过上海，但产业技术人员却远远不如上海。长三角本身就是制造业基地，工程技术队伍非常熟练，是产、学、研结合得最好的地区。长三角有15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1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人才数占全国1/3 ，科学家、工程师接近全国1/6 ，高中级技术人员占全国1/5 ，科研机构经费投入占全国1/5 ，其优势有目共睹。

　　整合应重实效

　　记者：请点评一下长三角产业合作的历程。

　　杨建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同苏、浙两省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纵向生产分工合作，苏、浙两省主要为上海的大工业进行有关配套生产。上海有50％的国有企业同苏、浙两省的乡镇企业建立了各种联营关系，其中不少乡镇企业抓住了接受上海外贸订单、上海大工业产品加工、技术输入等机会，迅速发展壮大。如绍兴与上海搞“凤凰”自行车的联营生产，一些苏、浙企业也挂牌上海企业或产地进行生产经营。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借助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意识到只有拆除围墙，重点吸引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来沪开办销售中心和分公司，才能进一步发挥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经济、贸易功能。但由于长三角各地区在制造业技术方面都开始转向从国外直接引进项目和相应技术，市场销售方面也都自成体系，因而区域间经济横向联合程度甚至还不如80年代那般显著而卓有成效。尽管90年代中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跨地区的企业兼并现象，但这些兼并也只是那些成长型企业兼并一些亏损企业，少数还带有一些行政性的救助色彩，并未进入跨地区产业整合的阶段。

　　整合是国际潮流

　　记者：跨地区产业整合的意义在哪里？目前比较严重的同构现象对产业整合利弊如何？

　　王振：发达国家一轮又一轮的企业合并浪潮和企业经营的跨国化，已经认证了1＋1 >2这一命题。全球100 强跨国企业在全球 GDP 中占4.3 个百分点，之所以有这样的份额，就在于它可在更大地域范围内配置资源。而且，整合除了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完善结构、提高效率之外，对统一市场的形成，打破地方保护、产品得以自由进出，也是上策。

　　上海及其他地市虽也积极地展开同行业企业的强强合并，但几乎所有的合并都是在本地范围内完成的，如果放到全国乃至全球的格局中考察，企业的规模仍然显得过于狭小。例如，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1998 年的总产值是54.3 亿美元，只及美国通用公司的4.1％。再如，上海石化总厂1998 年的总产值是9.8 亿美元，只及德国赫斯特公司的3.5％。这些特大型企业要进一步扩大规模，目前受到两大制约：一是局限在一地，资金集中能力受到限制；二是外省市还有不少同类企业，市场被分享。这就要求把企业合并拓展到临近上海、产业发展水平与上海比较接近的整个长三角，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规模潜力。而长三角的产业趋同，客观上也为整个地区的产业整合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可将区域间企业的竞争关系，巧妙地转换成同一企业内部的垂直分工关系和技术水平分工关系。这一点上，上汽在扬州设立仪征整车基地，就是典型。

　　早整合，早共赢

　　记者：产业整合，必然要牵涉到产业转移，在此，上海已经有了纺织产业转移的先例，那么，如何巧妙化解转移的成本和“阵痛”？杨建文：传统产业的转移要支付诸如人员再就业等社会成本，由于这种成本较大，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会成为转移方的经济负担，也就影响到转移的实际进展。而且，单纯地放弃一块传统制造业，就要面临更大的新项目投资压力和更大的发展风险，所以传统制造业的转移从一开始就缺乏行政的积极推动。另一方面，缺少制造业起支撑的城市，容易出现产业“空洞化”，并影响到技术中心、信息中心的地位。但中心城市若不把制造业转移出去，而其他地区为了发展又必须从制造业起步，这就带来了地区间、企业间的过度竞争问题。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选择，就是要走产业整合之路。同时，由于合并后的龙头部分仍在上海，完全可以避免单纯放弃部分制造业下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难题。

　　徐长乐：产业转移中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与其“迫不得已”，不如超前转移。

　　在上海传统产业的转移中，最为典型的是在长三角同构性最强的纺织工业，这使得上海在90年代初被迫压锭。现在，上海食品工业的份额也在逐年降低，而上海过去最红火的电冰箱、彩电，早已销声匿迹———双鹿品牌被兼并了，上菱品牌则被置换掉了。依我看，与其被迫转移，不如超前转移。至于，“超前”和“迫不得已”的区别，显而易见，“迫不得已”对社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会更大、影响周期更长，而主动转移，通过政府高瞻远瞩地制定产业导向，减少或抑制不合理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技术的“落差”，才能合作，形成共赢。本报记者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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