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腐败状况严重，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构成了对政府合法性的严重挑战，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污染，使腐败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病。

　　近日，由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20多年(1978年———2002年)中查处的案件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指出了腐败滋生的制度根源。

　　被判刑者增加4倍

　　从纪检机关查处的情况来看，1992年之前查处的高官腐败数量要远远大于1992年之后，仅198

7年-1992年受到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就达110人，但是严重的腐败案件，也就是真正受到严厉的党纪、政纪处罚甚至被判刑的高官数量，1992年之后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判刑人数。在案例库收录的64件高官腐败案件中，有31件被移交到司法机关并进行了宣判，其中1992年之前只有5人被判刑，而1992年之后达到了26人。

　　从涉案金额上说，在1992年之前，贪污、受贿等罪的涉案金额都没有达到10万元，而1992年之后统计的37件案例中，有27件的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其中12件超过100万元，更有4件超过1000万元；在2000年之后发生的5件案例，涉案金额都超过100万元。

　　腐败高发期达7年

　　在发案年份可以统计的54个样本中，有43件的开始作案时间在1988年-1995年之间，其间，也就是1989年的《两高通告》宣示了中央严厉惩处腐败行为的决心，但在这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腐败的高发期。由此说明，仅仅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而没有同时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并不能有效地达到减少腐败的目的。

　　“部委”腐败形式不同

　　在1992年之前，国家部委的腐败要案所占比重较高；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所减少，但90年代中期又有显著增加。

　　在1992年之前，国家部委官员腐败主要是在自身体系内部腐败，特别是通过政府部门经商的方式涉足经济领域，利用审批权力谋取利益。1992年之后，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在国家部委中出现，就是高官与一些地方性的企业勾结，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为企业谋取利益。前一种腐败以单位腐败为主，而后一种腐败基本上是这些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

　　从地域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地区高官腐败的发案率稍高于内陆地区，但涉案金额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一把手腐败窝案串案多

　　早在1989年被发现的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的受贿案就因涉案人员人数广、层次高在全国引起震动。自那以后，全国纪检机关陆续揭露出了一批新的腐败窝案、串案，仅涉及省部级的就有多起，包括因“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而浮出水面的王宝森、陈希同贪污、挪用案，因“康赛案”而被揭露的吴文英、徐鹏航受贿案等。远华案更是涉及广泛，仅省部级官员就有2名。

　　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窝案更是令人担忧。最近的一起就是2000年侦破的“慕马案”。

　　腐败窝案的出现往往是“一把手腐败”的结果，一旦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有腐败行为，有可能整个领导班子都会受到腐蚀。

　　一边腐败一边升官

　　1980年———1992年间被发现的案件，平均潜伏期只在1.43年———1.44年，基本上是立刻受到了查处；但在1992年之后被发现的案件，腐败潜伏期不断增加，1998-2002年间案件平均潜伏期竟然达到了6.31年。

　　从案件被发现到宣布查处结果(包括宣判结果)的时间跨度来看，1992年之前的17件案例中，平均处理时间为0.41年，其中有11件当年宣布了查处结果；而在1992年之后已经宣判的43件案件中，平均查处时间为1.88年，其中只有5件当年宣布了查处结果，最长的达到了4年。

　　研究还发现，在1992年之前的17起案件中，所有的腐败高官案发时的职务与其开始进行腐败行为时的职务相同；而在1992年之后的37起案件中，有22名腐败高官在第一次进行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前的这段时间内升了官。这说明中国的干部选拔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案件牵连被揭露

　　高官腐败主要是通过案件牵连而被发现。在可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如此。这一方面反映了现在对于高官的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些案例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知情者应该很多，但没有人敢捅这些马蜂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对于腐败案件“一查到底”的决心。

　　受贿额大行贿人少

　　受贿罪已经成为中国高官腐败的主要罪名。1980年-1988年的8起案件中，有3起涉及受贿，案值不过一二万元，其中一起还是收受西服、收录机等物品；1989-1992年的9起案件中，有4起涉及受贿罪，涉案金额平均为2万元；而到了1993年之后，47起案件中有37起有明显的受贿行为，占78.7%，而且受贿额非常大。

　　研究还发现，在可以统计的24起受贿罪中，行贿人达到10人以上的仅有1件，剩下的23件案例中，平均行贿人只有3人，其中有6起只有1人。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政府官员结交了一些商界朋友，他们往往成为贿赂的特许提供者，有的甚至扮演了中介的角色。由于减少了官员直接受贿被发现的风险，也往往为一些高官所接受，这当中以工程项目招标和人事安排中的腐败尤为突出。

　　配偶与子女掺和多

　　有的时候，家人的贪婪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他们加快暴敛财富的速度；而有的时候，政府官员自己并不出面，而由家人通过办公司的方式把黑钱洗白。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之前的17起案件中，至少有3起有腐败高官的家人涉入；在1992年之后的37起案件中，至少有19起表明，家人在高官进行腐败行为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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