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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国际问题评论员 庄礼伟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5月26日开始的欧亚之行，包括了对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蒙古国的国事访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莫斯科峰会、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庆典，参加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吹风会上评价说，胡锦涛主席此行“意义重大”。

　　中国新领导人欧亚之行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地缘战略层面，即增进与俄、哈、蒙的合作关系并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另个层面是与八国集团对话，这个对话会表明中国总体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思维正处于积极、明智的转型过程中。

　　构筑大国间的“共同体和平”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关系的重要思路(这将是中国新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日程)，就笔者个人理解，就是要改变过去的与西方国家矛盾不可调和的观念，同它们构筑一种“共同体和平”，即尽最大的努力，寻求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和共同观念基础，增强大国间的相互认同、相互信任，并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大国间的和平共处与良性竞争。这种态势不仅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我们不排除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着种种差异和竞争，但我们可以把这种竞争控制在良性、和平的范畴。其中关键，是要把不可避免的中国强大起来后与美国的竞争，转化、柔化为“共同体内的竞争”，即两个被一系列“共享的规范、理念、利益”所制约的国家之间的良性的、和平的竞争。美国和日本之间、美国和欧洲之间其实都有激烈的竞争，但它们之所以不会走向战略对决和武力冲突，正是因为它们共享着一系列的规范、理念和利益。对于中美关系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类似于欧洲那样的角色？

　　认为中美之间(以及中日之间)战略对决不可避免，是单线思维下的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尽管中美、中日之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战略对决不是如某些人所鼓噪的不可避免，更不应当是我们所期待的。战略对决之后，无非是新一轮的国仇家恨和伺机报复。

　　按照历史宿命论的观点，北约东扩似乎也可能引发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剧烈冲突和战略对决，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20年前如果北约企图东扩，必然会引发苏联和北约之间的剧烈冲突。但是现在，俄罗斯自我认同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身份上也和西欧国家越来越接近，与北约还建立了友好的协商制度；而北约的性质也正在从防御俄罗斯转向主要对付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从趋势上看，俄罗斯不是北约的敌人，而是温和的邻居乃至朋友。从而，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就把可能的零和式竞争、寇仇式竞争，“柔化”为共同体内部的竞争与互动，从而避免了激烈的对抗，双方的关系日趋稳定。

　　因此，在处理中俄关系时我们必须看到，虽然俄罗斯与西方今后仍会有一些争吵、不愉快，但这些也都将是在一个大家庭内部的争吵和不愉快，指望联合俄罗斯来建立一个本质上是反西方的阵营是不现实的。

　　我们也可从老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来观察这种“共同体和平”体制的稳固性。虽然老欧洲与美国最近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了摩擦，但如果因此而认为美欧关系从此破裂，就未免小瞧了美国和老欧洲。自二战以来，美欧之间的摩擦从来都是暂时的、非根本性的、可以协调的，因为它们处于一个由共享的规则、观念、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内，它们有争吵、有对抗，但知道该何时妥协、怎样妥协，关系不会彻底破裂，更不会兵戎相见，而是很快就能弥合裂痕。这种状态是值得中国在发展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关系时借鉴的。大西洋两岸体系是世界上最牢固的国际关系体系，并且在与美国的交往中，欧洲也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大西洋两岸的这种关系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当然，说大西洋两岸或西方社会处于一个观念共同体之中，不等于说中国在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时就必须屈从和完全加入它们的观念体系。西方社会的观念共同体是指它们遵循一些基本、普遍的价值观和原则，如市场经济、公民权利、法治、对私人财产的尊重、竞争型多元政治等等，但它们都能够自主选择具体的发展道路和社会治理模式，而且彼此不干涉。目前在西方世界内部，市场经济体制、政治运作、社会关系协调等等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而是有日本式的、美国式的、法国式的、北欧式的等等，各具特色。中国的发展道路，从长远看，肯定会有自己的特色，但肯定也会接近一些普遍的框架和原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良好的开头，中国人民已经从这个改变中享受到了种种实惠。

　　同时，从动态的分析和观察来看，西方价值观和社会运作体制的不完善，乃至困惑，也都是事实，而这也正是西方社会目前仍在发展、变革的动力。20世纪和21世纪人类社会改革的主体，不完全是前现代国家、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西方国家同样也在探寻变革之路。我们应当密切关注西方是怎样变革和改善一个工业社会的，特别是在增加人民福利、缓和社会矛盾方面。

　　尽管中国仍然面临着改革前现代社会的任务，但我们很快也将面对一个初步形成的中国式的工业社会，在增加人民的实质性福利和权利、缓和社会矛盾方面，我们可以参照走在前面的西方社会的经验，汲取它们的教训。例如目前西方社会也有贫富差距，但似乎还没有到“民怨沸腾”乃至人民暴动的地步，这其中就有不少可以学习的地方。

　　清醒维持大国间势力平衡

　　当然，仅靠大国间的“共同体结构”并不能完全实现大国间的持久和平。坚持独立自主、努力增强综合国力、谋求大国间的势力平衡仍将是中国需要长期坚持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欧洲不强大，美欧之间的共同体关系是否还会这么良性、和谐，就可能发生疑问和动摇。

　　我们也注意到，欧洲和俄罗斯尽管无意与美国为敌，但它们都试图对美国建立一种势力平衡和彼此制约关系。

　　胡锦涛把他上任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对象确定为俄罗斯，宣示了中国优先关注中俄关系这一战略姿态，这也是维持对美势力平衡的一个有效办法。事实上，俄罗斯也有同样的需求，这样的三角关系对俄罗斯增强其对美谈判地位也是有利的。所以，中俄双方都高度重视胡锦涛上任后对俄罗斯的首次国事访问，并且安排了许多实质性的会谈内容。

　　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所追求的大国势力平衡，不应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那种彼此虎视眈眈、欲灭对方而后快的不可靠的平衡，也不是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疯狂军备竞赛、试图全面摧毁对方的那种极端危险的平衡(如核力量平衡就被称为是“恐怖平衡”)。这种传统的势力平衡是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二战后美欧之间建立起来的势力平衡，是一种良性、温和的势力平衡，这就是我不想让你独霸、太霸道，但绝对不是想整垮你，乃至吃掉你，双方关系受制于共同的行为规范，双方的利益冲突也有恰当的协调机制。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对美国的制衡，也应当是像宪政体制下多元政治的相互制衡，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仅以维护自身利益和独立性为限。

　　关于如何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相互制约关系，我们也应当找出更好办法来。除了在规则、理念的相互磨合方面寻找出路之外，利益相互渗透，也是有效的相互制约办法。中国和美国有望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利益共同体。双方共同的利益基础扩大了，中国制衡美国的办法也就有了。

　　“九国集团”与中国国际战略新思路

　　现在，中国早已重返国际社会，国家每天都在发展、进步当中，这时候中国所要进一步加强的，是全面、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世界其它大国一道，共同担负起维持和平、维持各种国际秩序的任务。

　　近年来中国在应对东亚金融危机、亚太经济合作、反恐、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姿态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证明世界需要中国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9·11”之后，中美关系出现明显缓和，反恐和治理地区安全隐患都呼唤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这就给中国参与国际协调、承担国际责任提供了实习的机会，也为中国在国际战略思维上转向“共同体和平”和“大国协调”提供了动力。大国之间协调彼此关系和共同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需要一个有效、稳定的工作机制。这个工作机制现在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就是“九国集团”。

　　中国加入八国集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大于八国集团中的加拿大和俄罗斯之和，德国和法国也先后向中国发出了以某种非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八国首脑会议的邀请。当然，中国尽管在加入八国集团的大方向上不会有什么改变，但在国际事务上日益成熟的中国行事谨慎：首先，中国表示加入八国集团并不等于中国从此成了发达国家，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将以这个身份加入八国集团；其次，中国仍在等待加入的最佳时机，并且关于“九国集团”的运作机制、宗旨以及中国在其中的权利与地位，中国仍保留谈判的权利。

　　尽管贸然加入八国集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建立一个世界大国的制度化协调机构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如果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九国集团”(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中国、日本)，如果它们能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彼此合作、和平共处的局面，这将是对人类在20世纪极为糟糕的遗产的全面修正。

　　在20世纪，美英与德国之间、西方与俄中之间、中国和日本之间都曾发生过极其惨烈的冲突，如果这些有着严重历史过节的国家能通过一个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即“九国集团”)来共同承担治理世界、维护和平的责任，并且通过“共同体内部规则”来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冲突，那么这将是人类社会的福音，也将是国际政治新秩序有望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天降大任于中国新领导人

　　在处理SARS事件上不恰当的前期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对中国力争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进程带来了负面影响，外界甚至出现了要把中国“隔离”开来的说法。不过，由于中国新领导集体及时、明智、有力地采取了纠错措施，加上政府和人民之间紧密的团结合作，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遏制了SARS病毒的肆虐。这不仅使中国人民对新领导集体建立了信心，也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逐渐恢复。所以胡锦涛欧亚之行的目的，已不限于恢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探索建立“九国集团”，加强大国关系格局中的相互良性制衡，是胡锦涛此行更具长远意义的任务。我们也期待中国新领导集体在地缘战略、大国合作等重大国际课题上，显示出更大的魄力、更新的思维和更高超的技巧。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所有大国都将担负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大国对小国也将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发展经济、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的时代使命，在国际事务上更多地负责任和参与对国际社会的“集体领导”也是中国的时代使命。

　　要成为一个能够负责任和有威望的大国，中国必须高度重视自己的国际公共形象。一个对人民生命、人民权利不负责任，在人类共同危机中采取欺瞒态度的国家是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的，即便这个国家国力已经很强大，也无法服众，在参与对国际社会的“集体领导”方面将无法获得合法性。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讲真话(像新加坡那样，哪怕世界卫生组织因此不解除对到新加坡的旅游警告)，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起码责任。

　　古人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国新领导组合应当有能力、有魄力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引领中国进入一个崭新局面，在国内制度创新和国际战略思维方面，都能为中国带来重大突破。这就是时代对中国新领导人所赋予的“大任”，也是我们普通民众的热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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