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崔立伟

　　随着非典痊愈者不断增加，类似于著名电影导演谢飞出院后被小区管理者谢绝“回家住”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6月1日，记者在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一位曾接受过采访的医生聊天时，她语气忧郁地讲了

一个故事：“几天前，我给我的一位病人打电话，询问她非典痊愈后的情况。她对我说：‘身体还好，就是觉得有点孤独。我本来就没工作，生病前，就爱在楼下和邻居聊天儿，可这回出院后，别说找人聊天了，就是脸对脸地碰上了，打个招呼，人家都得向后退两步。说不上几句话，人家就赶紧找个理由走了，我想，人家一定是嫌弃我，就再也不敢出门了。大夫，你不是说。这病治好了就不传染了吗？’”

　　“那么，非典痊愈者还有没有传染性呢？”记者问这位医生朋友。

　　她先是笑笑，之后坦率地说：“据我所知，从我们医院治愈的非典患者看，没有出现再传染情况。著名的传染病专家姜素椿曾经明确地说，非典是一种自限性传染病，病人患病后主要靠人体自身产生抗体消灭病毒。痊愈出院后，一般不会再有传染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痊愈者出院后再度发病的报告。”

　　“作为一名医生，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医院是严格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非典病人出院的参考标准去做的。非典病人痊愈后，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社会是不能歧视他们的。”

　　反思一 信息公开缺少完整性

　　“从病人的遭遇中，你认为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呢？”

　　“从做医生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我们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对非典病人的危害、控制手段以及抗击非典的艰巨性等方面的信息公开得很多，当然，这是应该的，但对非典痊愈者的情况公开得太少。对非典病人痊愈后，是否具有传染性的科学道理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说得很少，公众对非典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危害性和艰难性的阶段上。危害与艰难总是让人产生恐惧。因此，对信息公开缺少完整性，就转化成人们对非典痊愈者的恐惧、误解，表现出来的就是歧视。”

　　反思二 缺少宽容精神的教育

　　结束了与医生朋友的谈话，记者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博士打去电话，请他就社会上存在的歧视非典痊愈者现象做一些分析。

　　王春光博士对这一话题丝毫没有感到意外，他说：“我对这个问题反思了好几天了。从电影导演谢飞出院风波，到其他一些非典痊愈者遭到歧视的事情都说明，过去，我们的社会的宽容教育过于缺乏。”

　　“为什么这么说？”记者问。

　　王春光博士说：“从表面看，这种歧视是因为对非典的恐惧、无知、无能而产生的社会歧视。但是，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它实际反映出社会的不宽容。尽管我们对这种疾病确有恐惧的理由，我们也没有理由对自己的生命不关心，但是，如果我们有着一颗强烈的社会宽容心，就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而采取伤害他人的行为。特别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更需要彼此的安慰和帮助，而不是采用一种歧视的态度对待他人。遭受非典折磨过或者威胁过的人更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慰藉以弥合心灵的创伤，重新回归社会。当然，也许有人认为，自己并没有有意去伤害和歧视他人，也许是他人太敏感了。我认为，确实存在着无意识的社会歧视，而且相当普遍。它虽是无意的甚至是本能的，但事实上是长期以来社会不宽容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体现了更深的社会不宽容。歧视和不宽容具有不断积累和扩散的特点，今天你对他人表现出一种歧视或不宽容，那么明天就可能得不到他人的宽容，其结果就会损害、动摇社会的凝聚力。那么，当下次危机来临时，我们又拿什么来抵抗呢？”

　　反思三 公民的法律意识出现偏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莫纪宏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他马上要出版一本有关非典时期的法律问题的书，现在正忙着校阅书稿。

　　莫纪宏说，他注意到了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5月31日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对这些患者要给予高度的理解、同情、帮助和保护”，“保护这些患者的合法权益，绝对不能随意开除患病的职工”的表态。莫纪宏说，歧视非典痊愈者和开除非典患者的事情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通过普法，公民的维权意识增强了，他们知道去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利；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对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却相对淡薄。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生活的权利。维护他人正常生活权利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任何一位公民都不能只顾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履行应尽的社会义务。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今后的法制教育中要加强公民维护他人正当权利和应尽的社会义务的意识，不能再出现只重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忽略维护他人合法权益的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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