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袁华明

　　西方有句话，叫做：不做总统，可以去做广告人。按照西方的政治体制，总统是经过竞选产生的政务官，而广告人自然就是商人了；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总统和广告人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两者都是一种职业，即便是有人当了总统，在任期届满之后去当广告人也不会有人认为是件奇怪的事。但在中国，官员下海却依然是媒体炒作的热点，依然是老

百姓街头巷尾、茶前饭后的谈资。

　　温州事件与建湖现象

　　“我轻轻地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就是吴敏一版的“再别温州”。4月20日，吴敏一最后一次以温州市副市长身份参政，然后便收拾行李北上，回到老家浙江嘉善。

　　今年2月，时任温州市副市长的吴敏一向组织上递交了辞职报告，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以及一位副秘书长也向组织递交了辞呈。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巨大反响。这次辞职当事人职位之高、人数之多着实令人感到意外，从而将自去年年底以来的集中于长三角的辞官下海之风推向新的高潮。

　　尽管一年前，原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游宪生辞职下海到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也曾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众多人的议论；但这次温州一地多名高官一起辞职，对一个地级市来说确实可算得上是一道冲击波，称其为“温州事件”并不过分。

　　吴敏一可能算得上是一个“怪人”。据他自己向媒体透露：是他自己向组织上“要官”的！1997年，时任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的吴敏一兴许觉得自己头上这顶副厅级的乌纱帽对于他的理论付诸实践的理想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于是他给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写了封信，表示希望能够到地方上"做点实事"。1998年他顺利就任温州市副市长，在温州四年多的时间里，吴敏一一直用他的理论在这片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的土地上努力实践。他讲话不用念稿、出国不带翻译这两项“特长”给温州人特别是温州老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今，吴敏一决定辞职时则表示其行为“不是一时的冲动”。

　　温州官员似乎"下海成风"，不仅是此次多人一起辞职，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多名副县处级以上官员辞职下海：原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国林辞职后以继承的家产为资本下海经商，原温州市委副秘书长董希华于2000年前后辞职，原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正猛于2001年辞职，原温州市经委副主任钟普明辞官后到红蜻蜓集团总经理，原永嘉县副县长李浩然2002年出任报喜鸟总经理……在长三角这片市场经济发育较为成熟的热土上，不仅温州，而且其他地方也同样有不少"官念"前卫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在苏北盐城下属的建湖县，因原籍该地的多位副县级以上官员下海，而被人们称为“建湖现象”。

　　2002年底，盐城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东台市市长王小平辞职下海，在东台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引发一次不小的"爆炸"。但是在盐城，王小平辞职既非个案，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2000年9月，原阜宁县副县长顾成荣辞职并到山东一家民营企业工作，2002年先后又有原建湖县副县长胥正洋、建湖县政协副主席戴梅、滨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逸等人辞职下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几人均是建湖籍的。

　　温州事件和建湖现象似乎让人们真的感觉到当官真的只是一种职业、一个平台，社会学家认为：老百姓的“官本位”意识和政府官员的“商本位”意识突显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两者的良性互动，形成畅通的人才流通管道表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官员下海与商人从政

　　同样是在温州这片热土上，同样是在今年年初乍暖还寒的时节，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却积极参政、从政。仅永嘉县就有10位民营企业老板顺利当选为县政协常委，而报喜鸟集团总裁吴志泽则当选为该县政协副主席。

　　今年一月，在浙江省“两会”上，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以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身份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几乎与此同时，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也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参政、从政，并顺利当选为副省级领导不能不说是新的突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长三角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委员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其中浙江共有20位老总当选为代表或委员(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4位，全国政协委员6位)，是各代表团中人数和比例最高的。

　　官员下海与商人从政的现象并存，至少说明：到目前为止，政经界人士互动对流的管道和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在政经人才互动对流现象的背后，却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变迁。

　　其一，是社会经济发生变化，非公企业的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冲破姓“社”姓“资”的争论，再到今天鼓励和保护非公经济合法、高速发展。非公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为政经人才对流创造了条件。一方面，“重商”意识不断提升，一些官员也愿意到民营企业工作，不再觉得这是“掉身价”的事；另一方面，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地位的提高，民营企业家们也希望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一来一回就为两者的互动对流提供了思想和观念上的通道。

　　其二，是人才需求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具有灵活性。随着民营企业进入成熟期，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这就为官员下海找到了去处，至于像吴敏一这样辞职后开出六大条件、到辞职时仍未找到"下家"的毕竟只是少数。同时民营企业相对较高的薪水也是吸引公务人员下海的原因之一。反过来，民营企业制度化进一步得到完善，这当然使民企老板们更加懂得争取用制度来解决问题的优点，从而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积极参政、从政。

　　政经人才的良性互动与竞争

　　吴敏一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全才”。他从1985年硕士毕业到1998年出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一直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以充满活力的浙江经济为蓝本，是最早提出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的学制之一，对中央与地方分级调控、工业化、城市化、国企改革等方面均有涉猎。30出头的吴敏一到北京参加研讨会时，有不少与会者拿着他的论文往70岁的人群里找。而1998年之后在温州的四年多时间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信息化、信用建设、民企发展、国企改革等多方面取得了政绩，并将“温州模式”推演向“新温州模式”。尽管到记者发稿时，仍未有关于吴敏一找到“下家”的报道，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在求学、从政中都干得不错的精英也会在商海中搏击风浪、自由翱翔。

　　官员不断下海经商，而商人又不断“上岸”从政，现在越来越有迹象表明：政经两界正在展开一场全新的人才争夺战！

　　浙江一家以建筑为主业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近年来总共吸收了近50名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2000年年底起受聘于该集团的一位前处级干部表示：自己是被老总求贤若渴的精神所感动而到该集团来的！

　　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也有好处，在两者的交流和竞争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今天我们不妨套用这句话来冷静地看待政经界人才的相互竞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进入成熟的发展期后，必然会对高级管理人才有急切的需求，因而希望从政府中特别是直接参与过经济管理决策并有较为丰富的管理知识和经验的人士加盟，充足企业岗位。但政界现在也开始向商界“要人”。一大批在企业领导岗位锻炼过的老总及其他管理人员，掌握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这个财富时代，政界也需要一批懂经济懂管理的商界精英的加盟。按照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国有企业老总及高级管理人员是按准国家工作人员对待的，是可以通过法定程序选任、调任的，民营企业老总则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进入政界。不久前，浙西一家大型国有化工集团的董事长调往浙南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去当市长，而今年3月广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再次当选为浙江省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都是政界向商界"要人"的很好例证。

　　当然，在政经界人才的竞争中，就自然会存在如何留住人才的问题。正是竞争使得政经界都面临人才流失的可能性，双方自然会更加努力、更加重视人才储备--结果则是双赢！

　　政经人才的互动对流显示了观念的进步，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完善政经人才对流的管道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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