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民间的口头报告中，北京人均收入水平不是全国最高，但娱乐消费尤其是色情消费在全国绝对高居榜首。近来，非典的袭击使这一非法行业遭受重创，大小夜总会关门歇业，迪厅酒吧闭门谢客，发廊浴池门可罗雀。高端色情消费一下跌入低谷，一些通常需要通过夜总会才能完成的商务活动也只好暂时作罢。

　　随着非典疫情的下降，憋了一个多月的色情从业者们再也忍受不了颗粒无收的惨淡景象

，当然，同样无法忍受饥饿的还有这一行业的消费者们。于是，在灯火阑珊的酒吧和发廊之间，在阴暗人稀的城乡接合部，我们不情愿地看到了这个行业日渐复苏的迹象。

　　酒吧街：停业一月绝对安全

　　“先生，要小姐吗？我们这儿的小姐都很温柔漂亮……”5月30日晚11点半左右，沿着三里屯酒吧街由南往北漫步，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孩追着我推销他们手中的货色。

　　北京的三里屯和上海的衡山路是全国酒吧文化的两块招牌，但自从这块招牌扬名在外的那一天开始，小姐的陪侍服务就与这个地段的繁荣难以割离。

　　“怎么收费？”我轻声追问。“四百一次，包夜七百。”“是不是太贵了？”

　　“不贵。我是这儿的服务生，你看我们小姐多漂亮。”男孩指着身后一家酒吧向我推荐时，七八名小姐正从酒吧内鱼贯而出。

　　“安全吗？”我不放心地追问。

　　“绝对安全，我们的小姐都租房住在附近的居民楼房里。如果您不放心，还可以带走。”

　　“会不会有非典？”

　　“她们在家都呆一个月了，一直没接客，别说没非典，啥病都没有，特干净。”

　　我借口暂时没兴趣，让他留下电话，改日再联系。男孩无奈地接受我的要求，这时我才知道他叫“王真”。

　　刚摆脱“王真”的纠缠，一个自称叫“小黄”的男孩又追上来问道：“跟他谈得怎么样？这几天生意不好，我给你打折。四百一次，包夜六百。”

　　据小黄介绍，现在他们主要接收一些回头客；由于夜总会和迪厅都还没开业，也接收一些从这些地方转过来的客户，其它诸如安全因素的说辞则与王真并无二致。

　　我借口暂时有事，改日再来。可小黄还是坚持先看看无妨，随后把我领进一条东西向的胡同。哪知在这儿一下子中了他们的圈套。

　　在胡同里等了5分钟，一辆黑色轿车停了下来。小黄介绍，车内的三名小姐分别来自于南方、东北和朝鲜。我表示对这几个小姐都不满意，再加上今天本身也没什么兴趣。

　　车内下来的一个小伙子听我这一说，立刻表明态度：“如果还不满意，我们还有更漂亮的，让你挑个够……不过，我看你是没有诚意，我们花了那么多电话费，总得留下50块小费吧。”

　　我略有迟疑，三个小伙子便围了上来，我只得丢下100元钱落荒而逃。

　　发廊：按摩间有消毒标志

　　如果没有满街的发廊，入夜的××门内大街一定格外沉寂，因为这里没有稍大一些的商厦和大楼，也算不上什么交通要道，只是一条标准的居民街区。有了满街的发廊，更重要的是有了发廊里的情色交易，这里便成为民间流传的一般市民的色情消费区。

　　5月30日晚8点左右，我独自骑车走在这条人少车稀的阴暗街道上，等待着传说中的发廊女们的召唤。的确，只要在某一个发廊门口稍稍瞟上一眼，小姐都会透过玻璃窗向我猛眨眼睛。

　　我挑了一家相对偏僻且只有一名小姐的发廊走了进去问：“洗头吗？”

　　“先生请坐，干洗十五。”随后这名自称来自湖南的小姐麻利地开始给我洗头，突然间小声问道：“先生按摩吗？只要60块钱，包括洗头理发的开销了。”

　　“按摩能到什么程度？”“再加60块钱，给你做一次‘打飞机’。”“还能往下做吗？你这儿安全吗？”

　　“其它发廊估计可以，我这儿不行……你放心，我这儿做的这个，警察进来一下就可以收拾起来了，什么也看不见，还以为我们是按摩呢。再说，警察一般都不来。”“我是问这儿会不会有非典。”

　　“保证没有，非典时期我们这儿没人来，前段时间大家都回家了。刚开张没几天，我也怕那个病啊，现在我每天都消毒。”小姐指着消毒间解释，果然“消毒房间”四个大红字挂在进入按摩间的门帘上。

　　“我觉得你这儿的服务不够。你这儿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满意吗？你们这儿的发廊是不是都干这个？”

　　“做那个（卖淫）容易得病，染上个非典怎么办？我们这儿来的，主要是一些中老年人，花钱不多，保证舒服……其实你看只要没有男理发师的发廊，大多是干按摩的，有一些也做那个。”

　　“现在来的人多吗？”

　　“现在人比非典前要少，我还轻松得多，不过估计人要增多了。”

　　随后我以不满服务为由，扔下15块钱就走了。

　　在整个××门内大街，有男理发师的发廊寥寥无几，不知道是否真如湖南小姐说的那样恐怖。不过，透过玻璃窗，的确可见不少发廊里都有中年人与小姐“谈判”。

　　站街女：生意开始好了

　　在民间流行的色情场所中，石景山古城公园旁的古城南路以接纳民工而闻名京城，可非典一来，古城南路顿失昔日的“辉煌”。

　　今年1月一个周末的夜晚，我曾经路过古城南路，在零下几摄氏度的环境下还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站街女的景象确实令我惊叹不已。当时，不到1000米长的古城南路上顶多间隔两米就有一个站街女在招揽客人。

　　5月31日的晚上，我只能怀疑这条街上有11名站街女在招揽顾客。居住在附近的朋友说，这几天已经增加了，非典厉害的时候，这儿连一个站街女也没有。

　　在古城南路提供色情服务的大多是外地的农村妇女，有不少甚至已经结婚生子。因此她们的身段、容貌和气质都无法与三里屯的酒吧女相提并论，只能接纳自己的苦难兄弟。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她们直接站在大街上招揽顾客，再到她们认为安全的地方，比如租住的房子里交易。在别人的眼中，她们被叫做“站街女”。

　　我站在阴暗的大树底下，左顾右盼地等待着站街女们前来揽活，可20多分钟过去了，始终没有一个人搭理。我索性直接走近一个身穿白裙子的女孩身边问道：“小姐，你……”谁知没等我把话说完，这个女孩就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地迅速走开了。

　　女孩的举动令我吃惊，街边认识的一个卖饮料的师傅一语道破天机：“她们怕你是来调查的，她们认为你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不会找她们这种人。”师傅介绍，最近好多民工都不让出工地，来这里的民工就少了。

　　尽管如此，这里的交易还是比较明显的，总能见着一些民工零零星星地走路或者骑车来这里洽谈“业务”。晚上9点20分左右，我还看见一个民工与一个身穿牛仔衣的女孩谈了十几分钟后，便一起向古城南路西面的一条胡同里奔去。

　　街道的阴影下，剩余的站街女还在游弋着寻找“猎物”；周围也同样有一批人在游荡着，那是站街女们潜在的客户———民工。

　　由于无法进入她们的交易场所，无法确知她们的环境在非典过后会不会有所改善；我也无法查证她们的交易费用如何计算，但我估计不会太高。

　　编后语：

　　追寻除恶务尽的制度

　　非典能够暂时改变人们的某种生活方式，但我们没有把握它能彻底荡涤那些不健康的生活状态。

　　地下色情业显然无法被非典给荡涤掉，我们甚至也没有把握肯定它不会愈演愈烈。

　　记者所调查的色情场所都是民间所广为流传的地段，相信相关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也早有耳闻，但为什么这些地段还是能继续维持既有的营生？不少色情经营者这样告诉我们：它们有人庇护。

　　随着非典疫情的渐渐减弱，地下色情业又开始悄然复苏。如果我们没有一套保证除恶务尽的制度的话，非典是不可能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彻底带走一些丑恶现象和陋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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