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的那天，“听到这么多钱我当时就懵了！然后就哭了……”事情过去1个月了，那天的心情从兴奋到沮丧的骤然转变，深深地刻在了小齐的心里。

　　一个月前，本报曾以《妻子住进“非典”病房》报道北京佑安医院“非典”病人小齐。报道后，小齐的病情一直成为记者既想知道，又“不敢”询问其家人的话题。直到记者拨电话前，小齐的丈夫赵志明也一直没有给记者来电话。

　　28天逃过鬼门关

　　2003年的春天，对于小齐来说是残缺不全的。4月28日，北京的春天在消毒液的气味中接近尾声。这一天，小齐走出佑安医院的“非典”病房。

　　5月28日，通过电话，记者终于听到了小齐的声音，依然是她25岁的声音。但从前和现在，仿佛一个是前世一个是今生。

　　从4月1日到28日，“非典”病房的28天，这段与世隔绝的日子，对于小齐而言终身难忘。尽管医生、护士一再给她鼓励，但自己见到的一切因为隔着防护面具而显得那么遥远、飘渺。

　　病房，仿佛从这一世界到另一世界的过渡地带，她知道，尽管这种病的病死率不是很高，但在很多人眼里，能够走出“非典”病房的病人，都是一个奇迹。 “胸闷，呼吸困难，难受。”小齐用这几个简单的词汇向记者描述她在病房的感受。那种感觉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磨难，是每时每刻的磨难。每天都吸氧，每天都在输液，但大脑一直是清醒的。

　　清醒的头脑让小齐想自己的爱人，想自己的同学，想远在故乡的亲人。“我坚信能够见到他们，我年轻，我不会就此离开他们。”小齐说，病房里的她只剩下信心。

　　“再有一周，你就可以出院了。”随着呼吸越来越顺畅，4月20日，小齐终于听到了医生的“赦免令”。

　　“我想跑到大街上，大喊大叫，我想去拥抱医生、护士，我想买好多好多鲜花送给他们……”

　　4月28日早上，小齐经历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激动：就要出院了。

　　出院的时候哭了

　　出院那天一早，兴奋的小齐换好了衣服，在隔离区等待丈夫的消息，她知道丈夫很快就会出现在她面前。

　　还没见到丈夫，却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中，赵志明颤抖的声音告诉小齐，他正在结账，4万多，他身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小齐的兴奋一下子没了！

　　“听到这么多我当时就懵了！然后就哭了……”事情过去1个月了，那天的心情从兴奋到沮丧的骤然转变，像刻在了小齐的心里。

　　“我记得刚住进佑安医院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一旦押金即将用完，医生会提前3天告诉病人和病人家属，如果不继续交钱会被停止用药。”小齐告诉记者，住院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在想着自己每天花掉了多少钱。

　　小齐还记得在住院第二周，她问了一次护士，她的押金还剩下多少。当时医生、护士们都很忙，她觉得护士也未必会有空帮她查询。不料，护士很快告诉她，她的押金还剩下2000元。

　　但自从交过住院8000元的押金后，医院一直没有向她催款，她知道8000元肯定是不够的，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出院当天会面对“天文数字”的医疗费。

　　“我当时就哭了，赶紧打电话给一个亲戚，让他送来2万元……”小齐说，交完8000元的押金后，他们基本上就没钱了。4万多的费用，主要向亲戚、朋友借的。 账单改变了生活

　　床位费、激素、病毒痤、日达仙、CT、血检、心电监保、血压保护、凯帝钦、阿奇梅素、强的松……电话中，小齐拿着两页长的账单告诉记者，“收费项目”大概有有100多个。

　　最贵的是一种药叫日达仙，每一支是850元。在住院的后20天，她每天注射一支，共计1.7万元。另外还有凯帝钦每支53.6元、CT每次510元，以及一些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药物的名字。

　　日达仙的使用，小齐记忆犹新，她认为这是治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种药物。那是在住院的第二周，那天医生拿着一张纸，让她签署是否同意。上面提供的是日达仙和丙种球蛋白两种药物，放在一起使用每针1400元。

　　“我当时没有打电话跟丈夫商量，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他肯定让使用最好的药。但费用是很现实的，我不能不面对……”小齐说，她最后只使用了日达仙，而没有使用丙种球蛋白。

　　“非典”改变了赵先生和小齐的生活。小齐尚未正式工作，没有收入，赵先生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收入仅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小齐还在病房的时候，赵的工作也无法继续，为了节约，他每天在家里做好饭然后送到医院。

　　赵先生说，两人都是外地来京人员。他1999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女友也同时随他来到北京的一家军医学院读“委培”。开始，他月薪一直在千元左右，后来慢慢拿到了3000多元。

　　“如果没病没灾，我们还能维持不错的生活，小齐今年就要毕业找工作了，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赵志明小夫妻是那种典型的外地来京“创业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在这个城市里有自己一个家。经过这场灾难，希望还在，但又遥远了一些……

　　期待学校的援手

　　“我是在上学的实习期间被感染的，我觉得学校和我的实习单位应该为我的事情负一定责任……”小齐说，在借了3万元之后，她首先想到了她所在的那家军医学院。

　　“我已经多次跟学校联系了。学校没有说不管，也没有说管，但他们还是很同情我们的，态度还可以。但因为小齐是委培生。他们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赵志明告诉记者，他觉得学校应该给予帮助。

　　5月31日，记者联系到管理小齐所在班级的胡教导员。

　　“小齐的事我们知道，学校也很重视。但我们是军校，有些特殊情况，最近一直很忙。得知小齐已经出院，学校也为她感到高兴，学校不会不管……”胡向记者透露，他已经向校领导汇报过小齐的情况。

　　6月1日晚，赵志明给记者打来电话：“由于您的过问，学校更加重视我们的情况了。今天胡教导员告诉我们，学校已经决定会在一周内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但具体给多少钱，并没有说……”

　　事先不知晓的政策

　　学校答应帮助，让赵志明感到的是幸运，而不是理所应当。电话中，他一再向记者表示感谢。他认为，学校态度的明显转变是由于记者的帮助。

　　而事实上，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像小齐这样的情况，其所在单位（学校）本来就是应该负责的。北京市防“非典”办的工作人员公诉记者，北京对于确诊“非典”疑似病人和确诊“非典”病人的费用是有明文规定的。经指点，记者在北京市财政局的网页上找到了北京市《关于非典型肺炎患者医疗费用有关问题的通知》。

　　4月27日，也就是小齐出院的前一天，北京市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非典型肺炎患者医疗费用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份通知规定：本市不享受公费医疗和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其医疗费用由所在单位负担，单位确实有困难的，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但事实上，无论是赵志明夫妻和记者在此之前确实不知道这份通知的内容。小齐告诉记者出院当天，医院只是让他们交钱，并没有说政府有这样的文件。外滩特约记者 海涛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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