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来到这里视察。在听取医院领导对SARS治疗工作的汇报时，官员们对小汤山医院的整体心理干预模式给予了极大关注。一位官员对小汤山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王择青博士伸出了大拇指。

　　看到这个手势，王择青心情非常激动。进入一线以来，他和助手们在实践中提炼出四个对病人最有影响力的肢体语言，伸大拇指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他自己感受到了拇指的力量

。

　　作为全军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组组长、解放军总医院心理科主任的王择青，是5月上旬带着助手祝卓宏和朱鸿武进驻小汤山的。在此之前，北京安定医院的13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也已进驻一线医院。现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心理医生又接替了他们。

　　在一线医院之外，精神卫生专家、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们也在全线出击。 SARS疫情仿佛无声的命令，将他们迅速动员起来，投入到对这场灾难的心理干预中去。

　　一位SARS病房里的心理医生

　　“我知道你是‘那个医院’的啦，你是治‘心病’的。”5月10日，当穿着厚厚隔离服的郭红利，第二次走进北京地坛医院那间 S ARS病房时，一位职称为“主任医师”的非典患者李山（本文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为化名，下同）说：“咱们是同行。不过，我现在没有心理问题了。”

　　“那个医院”指的是北京安定医院，一家以治疗精神病闻名的医院。在北京的俗语里，“把你送进安定医院”，意味着“你精神有毛病”。

　　在非典医院，郭红利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从隔离的驻地走到被隔离的医院；先到医务科报个到，问问有没有重点病人，然后穿隔离服，进入SARS病房。看望几个病人后，坐在他们的病床前交流。“在病房里我没法看表，常常出来时已经过了中午。出病房后，我会开医嘱，给一些需要服抗抑郁药的病人增减药量。病房里的东西不能带出来，我也没法做笔记。晚上，我要凭记忆，把病房里的谈话记下来。这是少有的临床资料。”

　　进SARS病房，和SARS病人“聊天”，是这位心理医生的工作内容之一。

　　郭红利对李山说：“那天我不是来给你看病的，我只是觉得你一个人住一间房很孤独。现在你有病友了，看样子也精神多了，我为你高兴。”

　　李山，是郭红利进病房第一天看望的病人之一。郭医生说：“他的职称比我高，还带着医学硕士生。可是他被感染后，却一直否认自己得了 SARS，躲在家里不肯治疗；被送来住院后，他说自己是学医的，知道这病没有特效药，说不如马上死了好，拒绝治疗。第一天见面，他问我，你说这病能治吗？我说，你的命已经保住了，只要你配合治疗。我们谈了各自的家庭、经历、人际关系，还有时事政治，很投机。我走时，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

　　郭红利说，这里的医生非常担心李山因为心理问题出意外。知情人士说，在北京一些医院，确实发生过非典患者自杀的情况，甚至有些非典疑似病人也做出过极端行为。黎丽的妈妈就是一家数口患病，丈夫亡故后自杀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正在上高中的黎丽就变成了孤儿！

　　自杀，成了悲剧中的悲剧。据说，这促使政府做出了让心理医生进入非典医院的决定。

　　郭红利是在刚端起碗吃饭时，被紧急通知去开会的。“当时要求不许迟到，一去才知道要组织一支‘心理卫生队’，进驻各个非典医院。”

　　“我被分到了地坛医院，我打电话问自己何时到岗。地坛医院说，能快来就快来，这里问题多了：想自杀的，不吃饭的，不愿治疗的。”

　　就这样，心理医生郭红利带着两封心理疏导信来了。一封信是“写给战斗在 SARS一线的医务人员”，告诉他们如何接受现实，如何学会放松和调整自己，如何学会寻求帮助，“以健康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另一封是给病人的，他们称呼病人为“亲爱的朋友”。

　　“这个病太需要眼神了”

　　“我拿出体温表一看，37.7℃，我当时全身都麻了。”现在正在小汤山医院治疗的柳青青是某医院护士。4月17日，她上门为社区居民打针。18日再次上门时，才知道那家人全家染上了SARS。隔离了三天之后，柳青青觉得手心脚心发烫，把体温表拿出来的一刹那，她就知道自己“完了”。和她一起染病的，还有同事苏雅。4月21日，两人被送进了北京第六医院。

　　“那些天我情绪特别暴躁，委屈、想家、恐惧，满脑子都是叶欣。我老想知道叶欣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她会恶化？我恶化了怎么办？叶欣能死，我为什么不能死？我整夜整夜睡不着，瞎想。苏雅和我一屋，她的病情比我重，我生怕她半夜没气了，一想到她被推出去抢救，剩下我一人，我就觉得我肯定会死，这种恐惧感就会要了我的命。”

　　柳青青清楚地记得，5月2日上午，医生殷岳和周哲来查房。他们一进来，柳青青就缠住了殷岳，苏雅就缠住了周哲，一个说“你告诉我叶欣到底是怎么死的”，另一个问“大夫，你说我到底会不会死”。“全副武装”的周哲走到苏雅的床边，拍拍她的腿说：“你放心，我绝对把你治好。”殷岳也走到柳青青身边，拍着她肩膀说：“买过彩票吗？有几个人中过奖？目前这个病的治愈率是95％，你是老百姓，就像95％的人买彩票中不了一样，你也是这里面的。”

　　“你不知道这话对我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医生拍拍我们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医生看我们的眼神有多重要！虽然隔着护目镜，可是我看到了医生那种坚定、信任、不带一点犹豫的眼神，那种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眼神的力量绝对比激素厉害！”柳青青说，医生一走，她和苏雅抱头痛哭，“在这么困苦的时候，别人全身心地信任你，你一下就觉得有了力量。”

　　柳青青说，是医生的眼神和家人的爱支撑着她们熬过“肺炸了”的极度痛苦。从那天起她就下决心，活过来一定要重返一线。“别的什么都不带，就把这种眼神带去，病人需要的就是这种眼神！”

　　柳青青是幸运的，她碰上了一个正在学习心理学的医生，而在这个医生背后，还有心理医生在支持和指点。

　　“4月30日早上，我一醒，脑子里突然跳出三个字‘人与仁’。‘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而‘仁’字是二人合作。”同仁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赵梅大夫说，北京出现SARS疫情后，她内心一直涌动着一种力量，要为这场战斗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恰在这时，朋友告诉她，有位一线大夫非常希望能得到帮助，赵梅欣然告诉对方自己的家庭电话，一条热线就在心理大夫和一线医生间建立起来。这个医生，就是殷岳。

　　年轻的殷岳已经在一线工作两个月了，她看到SARS病人几乎都出现了强烈的负面情绪。那些正值壮年的男性病人，往往接受不了自己染病的现实，拒绝治疗；女性患者，大多悲伤绝望。有的病人表现得非常沉默，陷入抑郁之中；也有的非常暴躁，甚至摔东西，和别的患者打架，对医生出言不逊。“我很想做点什么，可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做，就找到了赵梅大夫，她满怀热情地给了我很多帮助。”

　　为了帮助患者建立信心，殷岳画了这样一幅画：左边，是用明亮的桔黄色写的95％，代表当时的治愈率；一道粉红色箭头，指向右边绿色的100％，上面写着“我们共同的目标”。下面有几个手拉手的小人，其中一个头上戴着有红十字的帽子，那是医生。在画面下部，写着：相信自己，你每一分钟的努力都是在向着这个幸福的数字前进。“幸福”二字，殷岳特意用了玫瑰色。

　　SARS毕竟是烈性传染病，在病人无法看到医生表情，医生无法和病人更多交流的情况下，殷岳觉得这种带有色彩的、直观的画，也能帮助病人调节情绪，树立信心。“要是有懂美术的人专门设计一些，印成宣传画，每个病房挂一幅就好了。”尽管殷岳已经结束了一线的工作，她还在惦记着这件事。

　　“病”字的中间是个“人”

　　当SARS开始肆虐的时候，正在国外工作的汪向东教授心急如焚。现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办公室精神卫生顾问的汪向东，领导和参与了近年来对国内灾难人群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小范围干预，引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灾难精神卫生培训。他知道，在重大灾难发生时，必须要进行精神卫生方面的干预。他与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世界精神卫生专家进行了多方联系，邀请应激与精神创伤专家格兰·爱德华教授对国内工作进行远程指导，还提出了相关的工作原则，并给国内培训提供项目支持。在他的协调下，世界卫生组织多位官员及专家对许多具体的问题给予了技术帮助及权威解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马弘担任SARS精神卫生工作组组长，在腰椎间盘脱出只能卧床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迄今为止，除开通心理热线、向 SARS定点医院派遣精神科医生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向政府提交了《关于“非典”死亡患者善后处理的建议》、《 SARS患者相关精神障碍的预防与推荐治疗原则（草案）》等建议，为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撰写了联合发行的“预防非典大众指南”心理卫生版，为 SARS患者编写并发放护士爱心卡，为数家进入定点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提供了战前培训及群体心理干预。

　　王择青博士很庆幸，当 SARS疫情在北京还没凸现出来时，军队就已经开始做心理干预的准备。3月初，全军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组成立，作为组长，王择青带领大家讨论了假如疫情出现在部队或特殊战区、特殊军兵种，应该怎样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干预。在他眼里，“ SARS不仅是疾病，也是一种对部队的心理攻击”，必须快速阻断。他们从100多名学员中挑出20多人，做了应对SARS心理干预训练，特别是在特殊情况无法进入一线时，如何快速形成文字进行干预，以及电话干预技术。

　　这些工作结束才两天，北京的疫情凸现出来，全军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组立刻向总部递交了报告，并派出危机干预小分队进驻到小汤山。小汤山给每个病房都安装了电话，因此电话干预技术马上就派上了用场。“病人的电话超乎想像，不光是病本身引起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有个病人自己先住院了，后来再打电话回家，家里70多岁的老父母和小保姆都找不到了，也发病住院了，这对病人的病情就有很大影响。还有的病人是从媒介里知道自己亲人去世的，一下就受不了了……”

　　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中，医务人员常常只见病和病灶，不见整体的“人”。面对 S ARS这样的传染病，人们出于恐惧，更容易忽略病人的情绪感受和心理需要。

　　几乎所有的 SARS患者，在被确诊那一刻，都有一种“掉进深渊”的感觉。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还会产生强烈的“被遗弃感”。一位病人至今不能忘记，当他告诉单位领导自己发烧时，领导连退几步的动作和恐惧的眼神。正是人们这种本能的反应，让患者一下感到自己被抛弃了，甚至连亲人都不愿再接近他们，“患难见真情”的老话也似乎不可信了。

　　“剥夺感”。一旦发病被隔离，患者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与人交往的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在四面白墙中，他们的信息刺激骤然减少，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出现了信息不对等。这种信息剥夺和信息不对等，会使人感到恐惧、愤怒，甚至出现攻击行为。

　　“负罪感”。和许多突发性灾难不同， SARS危机中的许多受害者都有强烈的负罪感，因为他们又感染了自己的亲人、同事和周围的人。即使一些没有感染其他人的患者，也会对亲人、邻里、单位被因此隔离而感到极大的内疚。

　　“失控感”。因为灾难来得太突然，就仿佛列车出轨一样，患者的生活骤然失序，他们感到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未来无法把握。李山就给自己剃了个光头，他对心理医生说，自己已经心灰意冷了，将来不打算再当医生，准备开个小买卖。“都得了SARS了，谁还会找你看病？”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患者的这些心理感受，特别是每个人都受到疾病威胁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病”字的中间是个“人”。但是，如果没有人来理解和帮助患者，这些强烈的负面感受所形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会进一步摧毁病人的免疫功能，带来的不仅是更高的死亡率，还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危及他人和社会，比如伤害医护人员、逃跑等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刘津博士说：“病人绝望对谁都没有好处。病人安心治疗，就是为我们大家创造好的环境。”

　　仅有心理医生是不够的

　　尽管有一批心理大夫进入了一线医院，但由于 S ARS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也由于人们对心理干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医院限制心理大夫在病区出入。即使像郭红利大夫这样能够直接进入病房，毕竟面对的患者太多。许多心理卫生工作者都意识到，更有效的干预是培训临床医护人员，让他们给患者带去战胜疾病的力量。

　　于是，一批心理医生主动提出培训医护人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吕秋云、丛中、马弘、李雪霓几位大夫，给本院派往一线的30位护士和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做了团体辅导；北京同仁医院的赵梅大夫，用意向疗法给进入一线的战友进行培训。中日友好医院的心理医生李子勋在培训中，把容易激发患者负面情绪的行为一条条总结出来，比如，医护人员在医学操作中闭气、紧张、手脚僵硬、动作匆忙不规范、操作后慌忙逃离等，就容易激发出患者恐惧感，自罪感与心理冲突；在做非常规检测时，不事先征求患者的同意和理解，患者会感到丧失自控与隐私权，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和敌意……医生们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东西，才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对患者有那么大的影响。

　　培训是非常细致的，刘津博士在培训中建议医生，第一次见到病人要这样说：“我会以我最大的努力，以现有的最好条件，和你一起努力，我们共渡难关。”王择青博士则要求医生，一进病房要注视患者一秒钟以上，得到患者眼神或语言的回应后再转移，注视的同时可以点头或用简短的问候语打招呼。

　　可操作性是王择青博士特别重视的。“在穿着隔离衣的情况下，要构筑新的医患关系，就必须把手段细化和量化。”

　　细到什么程度？王择青博士和他的助手通过研究发现，有四种表达方式最能对患者产生鼓舞作用，它们分别是：

　　轻轻拍背。

　　抚肩说话。

　　这两个动作可以拉近和患者的距离，表明医护人员并不害怕他们，而是把他们当作亲人、朋友。

　　向患者伸大拇指，表示患者情况不错，身体很棒，很坚强，这有利于稳定患者情绪，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V字手势。要离开病房时，可以向患者打一个 V字手势，等患者用同一手势回应后再转身。

　　“你想像不到，当医生轻轻地拍打患者背部的时候，92％的患者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正面感受，他们说医生的触摸像一股暖流、一道激光、一束射线，把 SARS病毒驱走了。就是光用眼神和大拇指，也有71％的患者当天就增加了食欲。”王择青的声音在电话中既疲惫，又充满欣慰。

　　为什么这些微小的动作会对患者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 SARS患者对来自医护人员的各种信息特别敏感，医护人员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会分析、揣摩、加工、放大。据王择青博士的研究，医生如果检查完不说话，有64.6％的患者会产生不安，并且这种不安一直会延续到第二天。因此，医护人员给予患者正面信息至关重要。在隔着厚厚的防护衣和口罩，病人看不见医生护士表情的情况下，肢体语言就成了更有效的表达手段。

　　我们有时去治愈疾病；

　　我们常常去帮助患者；

　　我们总是去安慰病人。

　　这个矗立在美国撒拉纳克湖畔的医学铭言，提醒我们，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疗病人的躯体疾病。

　　没有精神卫生就没有卫生

　　4月27日，正是春光大好的日子，北京的大街上却寂寥无人，就像盛夏烈日中的午后。

　　北京圆明园公园外面，一伙人围成圆圈，席地而坐。偶尔有人路过，都会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们。这圈人当中，有世界心理治疗联盟副主席、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钱铭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辅导研究中心主任樊富珉教授，还有方新、贾晓明、朱建军、霍利钦等著名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专家，以及“青春热线”、北京红枫妇女热线、进城务工热线和残疾人热线的负责人，他们正在讨论如何通过“非典心理援助热线”来帮助民众。因为SARS疫情，他们不得不用街头“飞行集会”和 E－mail作为工作方式。

　　SARS疫情在北京蔓延后，许多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工作者就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头扑了上去”。特别是民众中出现恐慌情绪后，他们更是把重心从研究转到了服务上，这在中国还是前所未有的。

　　北京大学校医院的心理医生方新，是最早参与到其中的人之一。4月24日上午10时，她接到北京市卫生局电话，希望她参与非典心理热线工作。下午1时，方新就带着做出的方案参加了会议，并在第二天主持了危机干预理论和热线技巧的培训。26日，热线就开通了，仅3天时间，电话就超过了1000个。

　　在一线工作的安定医院心理医生杨蕴萍博士告诉记者，有一个50岁的患者，全家9人感染，并且痛失当年一起上山下乡的爱妻。当他从定安医院写给病人的信上看到热线号码时，当时就用手机拨通了热线，把他的哀伤与愤怒宣泄出来。

　　4月下旬和整个5月，北京七八条非典心理热线，为数以万计的市民提供了心理支持，他们当中不仅有患者及其家属、隔离人员和恐慌得睡不着的老百姓，也有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公司经理来询问如何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除了热线电话，心理卫生工作者还自觉地通过媒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丛中博士自嘲地说：“过去我们这儿的媒介明星是唐登华大夫，现在我成了新秀。”丛中博士认为，在这次 SARS阻击战中，心理卫生工作者主动出击得还不够，更多是在应付媒体，经常是媒体提出问题，专家来答，但媒体的问题就不一定很专业。如果心理卫生工作者能更主动一些，就更能保证科学性。

　　方新大夫告诉记者，无论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是在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都有记者告诉她，自己也很恐慌，特别是整天在外面采访 SARS的记者。当他们听到方新说“不能因为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就毁了我们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生活”，很多人眼里都有泪光闪烁。

　　在发达国家，“受灾受害者像需要安身处、衣物那样，也需要心理卫生方面的服务”，早已被政府和民众所接受。“9·11”事件后，美国不仅动员了国内所有资源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救助，还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专家，通过远程设备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突发事件对受灾人群的心理社会影响是复杂的，如果不及时加以处理，会显著加重国家卫生系统的负担，进而对国家整体经济带来更大损失。2001年各国卫生部长圆桌会议明确指出，“没有卫生就没有发展，没有精神卫生就没有卫生”。

　　中国的心理卫生工作者也一直在做着努力。克拉玛依大火、张北地震、大连空难、北大山鹰社山难，都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介入。但即使是这次 SARS危机，心理干预也还没有从一开始就纳入政府的危机应对机制，在新近公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并没有涉及精神卫生工作。

　　心理卫生工作者也在反思。在 SARS危机应对中，由于缺乏整体框架和网络，彼此缺乏协调和分工，有限的专业资源没有很好整合起来，比如在北京，热线就开了七八条。

　　SARS新增病例越来越少了，但心理卫生工作者心头的压力却没有减少。他们知道，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怎样把死亡患者的善后工作做得更人性一些，怎样给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治疗心灵创伤，怎样帮助愈后患者回归社会……在这场危机中，他们所做的，就是使人们更多地关注人性的需要，更多地提升人性的力量。 （记者 陆小娅 王尧）（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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