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过氧乙酸终于弥漫全国，成为这个春天标志性气息的时候，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喧嚣渐渐沉寂了，纷扰悄悄远隐了，整个社会逻辑地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开始了思考。

　　喧嚣的时候，我们很少落泪；纷扰的日子里，我们无暇他顾，所以对一切总是习以为常

。突然因为一场SARS，那么多的习以为常被顺理成章地改变了，我们惊讶着，开始了思考。

　　是因为传染，人与人之间的病毒传染，酿成了一场瘟疫，一场灾难，一场“公地的悲剧”。

　　悲剧必定意味着某一种的缺失，灾难总是告诫着某一种的完善。

　　在人与人之间，在人与社会之间，在人与自然之间，我们重新审视公地，我们思考公德。

　　二

　　公德是什么？SARS告诉我们，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恪守。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SARS病房的凶险远过于现代战争的前沿，已经在这场瘟疫中牺牲的白衣战士，几近于那场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然而，我们的人间天使一批又一批前仆后继。上海二军大接到组建62人医疗队进驻小汤山的通知，短短10小时里收到雪片一样请战书400多份；多少个钟南山一样的医生临危不惧，一遍遍呼唤着：“把最危重的病人送来吧！”他们来了，抱着牛奶捧着饼干悲壮地越过警戒线，一个不少地回到了浦东那幢被隔离的4号楼；他们来了，包括上海首例非典病人，为着一份责任，刚刚觉察到身体的不适便尽快地走进了医院。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上海，这座人口1600万的特大型都市，创造了非典患者至今保持个位数的“奇迹”。

　　公德是什么？SARS告诉我们，是一种守望，是一种凝聚。隔离楼下，居委会大妈熬红了双眼，把无微不至的宁馨送进每一扇窗户；护士节中，千万只纸鹤捎着千万份祝愿，飞向医院飞入了病房；捐赠办里，一笔笔真情捐款犹如一个个昂扬音符，汇成国歌唱高亢。

　　公德是什么？SARS告诉我们，是一种慎独，是一种优雅。“吐痰”终于有了顾忌，餐桌终于有了公筷，洗手终于成为自觉，终于感觉到“小处不可随便”。

　　公德是什么？SARS告诉我们，是一种效率，是一种公信。这一次，我们政府对SARS监查之力、调控之迅，全世界瞩目。公生廉，廉生威，威乃信，我们是如此欣喜地看到了公地重构时这一份至珍的奠基。

　　三

　　没有人怀疑“公德总是在灾难中觉醒”，但我们同样在灾难中看到了那么多的触目惊心。

　　比瘟疫更可怕的是文明的污染、公德的缺失。这绝不只关乎伦理，病毒肆虐，瘟疫爆发，前期当科学无措、当药物无着时，总是公德，唯有公德，才堪任公地上唯一有效的阻隔。

　　阻隔是这样被洞穿的：东北市民张景芳住院时不幸感染非典，却拒不接受流行病学调查，因此失去了对密切接触者的最佳控制时机，直接导致200余人被隔离，7人感染，3人丧命。内蒙古人李松在北京不幸感染非典，可李置他人于不顾，执意离京，不远千里返家乡，于是就有了当地非典第一例。他像一台“病毒播种机”，直接造成7人被感染，也因此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命丧黄泉。

　　阻隔就是这样洞穿的：农民杨爱珍等，疯狂阻挠政府临时征用村口一办公楼作非典观察点，他们把石块堵在路上，把设施扔下池塘，把大粪抹进房间，致使10多名从疫区返回待观人员望楼无奈。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看一看新浪网上危情乘客的通告吧，自4月17日发布以来，至今已逾200条；听一听电视里指姓点名要求危情乘客就诊的通告吧，N次播过了，还是有人置若罔闻。

　　阻隔就是这样洞穿的：国务院非典督查组刚一落地某机场，接到的新口罩不但伪劣，细看竟还沾着已经发暗的血污；南方A省发出第一号抗非典政府公告的当天，省城就出现了1000元一瓶的天价白醋；冀中的一位镇长，在其带班之日酗酒离岗，以至党委召开抗非典工作紧急会议，千呼万唤不应睬；一郭姓男子在沪与人争执，竟在大街上以频频吐痰“示威”，惊动了城管，惊动了警局，他仍然张嘴就来“我是非典我怕谁”；怕吗？的确不怕，我们不但善于吃而且敢于吃，吃天吃地吃猴脑吃耗子吃蟑螂吃蝇蛆，直吃得山穷水尽日月无光。早就怀疑SARS源起餐桌。深港科研人员追毒溯源，刚刚发现的SARS病毒源头，可能正是我们桌上的珍肴、盘里的美馐———国家保护动物果子狸……

　　公德，就是这样迷失的；阻隔，就是这样洞穿的。

　　四

　　一百年前，大清国的中堂李鸿章未必懂得痰中带菌，不过他肯定知道人痰乃是污秽物。但那一口痰还是脱口而出了。那一口痰是在出访时当众吐在了他国皇宫猩红的地毯上。可以想象，当场所有的人受到了怎样的一次惊骇。但李大人浑然不觉，因为随地吐痰成为了“国粹”习以为常。西报有云：吐痰皇宫，这是李鸿章仅有的一次外交“胜利”。中堂如此，况且小民乎。

　　这一回倒是孙中山亲耳聆听。一位美国船主告诉他，有个中国公使旁若无人地把痰吐在船舱贵重的地毯上，船主百般无奈，蹲下身，用自己洁白的丝绢擦拭那一口

　　CHINA浓痰。公使瞟了一眼，不以为然地昂首它去。说这话时，国父很有点胸闷：“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

　　其实，既然能够随意吐痰和放屁，国人的毛病又何止于两端，从当众挖鼻孔到墙角大小便。梁启超为此很用心地写了一篇《论公德》，谓在中国只有私德而无公德———几千年旧道德只讲“独善其身”之私德，而无“相善其群”之公德。中国的人际关系，无外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私人对私人之关系，所以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1902年的梁公大呼：“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一箭中的了？一针见血了？几千年封建集权专制，中国只有“王土”没有“公地”，只有臣民没有公民，只有义务没有对等的权利，公德只能付阙如。

　　虽然无有公德，公地则无所不在，没有公德的公地，就成了痰盂，就成了垃圾场。弃物在这里倾泻，噪音在这里宣泄，瘟神在这里跋扈。

　　一百年过去，今天在“后非典”时期我们又一次严肃地审视公德，绝非小题大作、耸人听闻。就在这个月，中国旅美教授陈及告诉媒体，在欧美提到唐人街他们总是会说，菜肴非常好，环境实在差。扪心自问，难道公地意识的集体淡漠，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印记？

　　我们思考。

　　五

　　优质的个人生存从来都离不开良好的公地环境。这不是一种苦难，不是一种强迫，也不是一种忘我，公地应该是美丽的，公德应该是美好的。

　　百年憧憬的美好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是这一次，我们很认真。

　　中国有太多的理由可以相信，2003的非典遭遇，将会留下的，除了伤疤还有果实；除了消灭还有诞生；除了昨天的一条隔离带，还有明天的一道分水岭。本报记者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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