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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专访《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草案)》主要起草人周汉华教授

　　SARS风波再度引发对政府信息公开透明问题的关注。一个好消息是：《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草案)》的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已完成。

　　根据这部条例，政府机关中没有依法履行“主动公开义务”，“故意不向公众提供政

府信息”，“篡改、毁灭政府信息”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本刊记者/吴佩霜

　　凡是与政府机关有关的工作事项，几乎都可以被界定为工作秘密，结果造成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习惯于闭门作业，不愿向社会公开其信息

　　新闻周刊：这个条例草案与此前的相关法规相比，主要有哪些突破？

　　周汉华：过去我们只有一部《保守国家秘密法》，没有信息公开法，实践中造成了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两只大口袋无限膨胀的后果。

　　在保守国家秘密方面，现实情况是：定密的标准模糊、程序不严、范围过宽、期限过长，将大量的一般事项作为国家秘密保护，增加了社会成本，妨碍了政府信息资源为社会所利用，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工作秘密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它缺少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根据，没有任何确定程序和边界，凡是与政府机关有关的工作事项，几乎都可以被界定为工作秘密，结果造成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习惯于闭门作业，不愿向社会公开其信息。

　　所以，制定本条例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对现行的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中的许多内容，进行“分流”。

　　经过“分流”之后，国家秘密的范围可以大大“消肿”，工作秘密作为一个大口袋将被分解到其他各种不同类型的例外中，如果不属于任何一种例外，自本条例实施后，不得再以抽象的工作秘密为由加以保护。

　　就是说，工作秘密的概念将不再存在。

　　世界上已经有4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从实施的初步结果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因为将必要的政府信息公开而陷入困境

　　新闻周刊：一些官员认为，在一些特殊的情形或条件下，如战争、疾病、或地震、洪水等重大灾难时，或涉及到公安、医疗、防疫、救灾等部门时，公开信息可能反而危及到公共利益，你对此如何看待？

　　周汉华：我不认为采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会危害国家安全、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等其他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本身有明确的界限，不会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导致对其他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信息公开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政府信息公开与保护其他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其他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害。

　　而对于公开的政府信息与不能公开的政府信息之间的界限、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执法信息的例外处理，在我们的条例里都有明确的规定。

　　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40多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信息公开法，采用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从法律实施的初步结果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因为采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而使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因为将必要的政府信息公开而陷入困境。

　　相反的是，因为缺乏信息公开法规，这次的SARS风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暴露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严重滞后的不足，也使公众对政务信息公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它对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中国政府透明度不够的原因之一，在于缺少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故意不公开信息个人责任的规定，以致造成政府官员“公开不公开都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定势

　　新闻周刊：怎么监督政府公开信息呢？如果不遵守信息公开的规定，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周汉华：中国政府透明度不够的原因之一，在于缺少对政府机关人员故意不公开信息个人责任的规定，以致造成政府官员“公开不公开都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定式。所以，草案规定，政府机关没有依法履行主动公开义务，故意不向公众提供政府信息，篡改、毁灭政府信息，不将政府信息登录到信息登记簿，向申请人乱收费，非法干预首席信息官的正常活动，或者故意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根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闻周刊：条例在起草过程中，争议最激烈的问题有哪些？我们是否还有一些规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规定不同？

　　周汉华：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合理地确定公开与不公开的界限或范围，保障国家安全与其他社会公共利益不因信息公开而受到损害。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规范化、与国际接轨的信息公开制度，所以条例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公开法的普遍规定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在条例的起草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也作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例如主体就限定在“民告官”的范围内。

　　新闻周刊：那么政务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界限，到底是如何划定的？

　　周汉华：事实上，除条例中明确提出的7种例外(见新闻背景)之外，理论上来说都是应该公开的。

　　当政府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边界出现模糊，不容易确定时，可通过利益平衡原则，根据对社会的损害与效益分析，决定是否应该公开政府信息。

　　新闻周刊：首席信息官是如何设定的？它和新闻发言人是一回事吗？

　　周汉华：我们在草案中规定，各政府机关应任命本机关的首席信息官，它的职责包括：集中受理并处理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申请；制订本机关办事指南与信息登记簿；就本机关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向机关首长提供政策建议等。

　　我们认为，首席信息官及其办公室的设立，可以便利公众获得政府信息。这种职位的设置会带动整个政府管理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首席信息官和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概念。新闻发言人仅与媒体进行交流；而首席信息官却是政府与民间交流的“窗口”，因而权力更大，既负责电子政务的建设，也负责政府信息资源进行收集、归纳、公布等管理活动，当然其责任也更大。

　　但是国务院信息办认为，“首席信息官”的设立会涉及新机构和新职位的确立，在提交到国务院法制办之前已被删去。但征集意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最后在通过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补充进来。

　　由于任何人均可以直接向有关机关依法申请获得政府信息，减少了中间环节，可以使广大民众均能享受到其民主权利

　　新闻周刊：作为主要起草者，你能否预测一下条例付诸实施后，会给政府和民众带来哪些变化？

　　周汉华：我国有用信息的80%由政府所掌握，如果这些信息大多处于不对外公开状态，会严重地制约经济发展。政府信息资源的自由流动适应了信息化与信息社会的要求，将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政务信息公开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政务公开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推进依法行政和改革政府管理方式。

　　由于任何人均可以直接向有关机关依法申请获得政府信息，减少了中间环节，可以使广大民众均能享受到其民主权利。

　　同时，政务信息公开是防止腐败的治本之策。要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一是要形成权力行使的合理制衡机制，避免掌握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二是改变权力行使的方式，使其过程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同时，通过赋予人民以获得信息的权利以及相应的获得救济的权利，可以在传统的上级行政权力对下级行政权力的监督之外，发挥个人权利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形成权力制衡的科学体系。

　　新闻周刊：现在仍有一些部门置身于这部条例之外，如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那么这部条例要上升为法律已经有一个时间表了吗？

　　周汉华：从其他国家的立法案例来看，首先必须承认，采用信息公开制度的国家目前几乎制定的都是信息公开法，而不是条例。

　　在中国，条例上升为法律，需要一定的过程，但是我相信，《信息公开法》的到来已越来越近。

　　新闻背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规定了6个基本原则：

　　权利原则；公开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不收费原则；自由使用原则；救济原则。

　　按照规定，除条例规定的例外之外，其他政府信息都必须公开。这7种例外分别是：

　　●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被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

　　●根据其他法律的明确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

　　●与公众无关的、纯粹的机关内部人事规则与事务；

　　●企业的商业秘密或者以不公开为条件由企业向政府机关提供的其他信息；

　　●公开后能够确定特定个人身份的个人信息。但有以下情况之一的除外：(1)法律、法规规定公众可以查阅的个人信息；(2)为保护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有必要公开的个人信息；(3)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义务相关性的个人信息；(4)个人信息的记录对象同意公开的；

　　●政府机关决策过程中，政府机关之间或者政府机关内部的研究、建议、讨论或者审议，一旦公开会影响决策过程或造成公众混乱的信息；

　　●与刑事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犯罪侦查、公诉、审判与执行刑罚，或者影响被告人公平受审判权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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