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在对政府此举普遍表示赞扬的同时，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这种做法不过是步外地一些城市的后尘，是否涉嫌作秀？

　　对企业家而言，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才显得更为富有成效？如果要使本地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企业家，那么相应的企业家生成机制又将是什么？

　　获得重奖的企业家最想说的不是奖励本身，而是集中在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建设上。

　　政府评价企业家，往往带有非经济色彩，一些企业家也愿意借机走捷径步入仕途。所以，把监管和考核的职能交给相应的国资管理部门，避免考核机制上“政企不分”，这实际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

　　重奖企业家，虽然并非郑州市政府的创举，但总算我们也意识到了企业家的重要性。希望此举仅仅是一个信号，是政府重视创业环境和制度建设的开始。对企业家来说，有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远比一点点奖励要实在得多。

　　重奖体现社会进步

　　假如要推选本年度省会最为耀眼的明星企业家的话，那么，5月16日，郑州市政府已经向人们开出了一份最佳的候选人名单。

　　这一天，包括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胜利、郑州电缆集团董事长刘先超、河南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葆森、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汤玉祥、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任生等8人在内的省会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从郑州市主要领导手中接过了总额为500万元的重奖，其中，郭胜利、刘先超和汤玉祥3人的受奖额度高达100万元。

　　据了解，此类活动在郑州市乃至河南省都是第一次。受奖的企业家有5名来自国有工业企业，另外3名则来自客车制造、建筑、零售等民营企业，奖励范围之广、奖金额度之高，都显得颇为大气。

　　来自官方的说法是，重奖企业家体现的是政府和全社会对企业家的尊重，“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尊重企业家，学习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的良好氛围；同时激活企业家机制，通过学先进、赶先进使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涌现出来”。而坊间在对此普遍表示赞扬的同时，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这种做法不过是步外地一些城市的后尘，是否涉嫌作秀？对企业家而言，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才显得更为富有成效？如果要使本地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企业家，那么相应的企业家生成机制又将是什么？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

　　“我们重奖企业家，是参考了杭州等地的做法和经验。”郑州市经贸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据她介绍，今年年初，郑州市向杭州等地派出考察组，这些人员归来后，分别到本地一些效益较好的企业中作了调查，最后拿出了一套奖励方案。

　　这一切，几乎都是在一种秘密状态中进行。个中原因，据一位知情人讲，大概是因为“过去本地没有先例，害怕公开了引起波动”。

　　实际上，郑州市的这一做法在全国早已有风起云涌之势。上个世纪90年代，珠海、深圳等地就率先重奖企业家，其影响绵延至今，依然不衰。自去年以来，浙江杭州、山东淄博、四川成都、湖北大冶等众多城市推陈出新，先后采取了诸多对当地企业家的奖励措施，一时令人叹为观止。

　　“出台这一举措，目的是为了加速推进郑州市的工业化进程。”郑州市经贸委主任张文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按他的说法，郑州市“发展商贸优势，拉长工业短腿”，呈现出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模式，企业家在今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将会十分巨大。

　　的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在河南省前100强工业企业中，郑州市的企业只有13家，这与郑州市要将自身打造成河南省中心城市及提高其全省首位度的目标仍相距甚远。其中，铝业、汽车工业、食品工业同属郑州市未来规划的支柱产业，如果要在全国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就显得极为迫切。

　　郑州电缆集团原来亏损严重，郑州热力公司董事长刘先超临危受命，于2002年4月份就任其老总，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后，郑州电缆集团迅速扭亏为盈，当年实现产值7亿元。今年5月，他又兼任白鸽集团董事长，再次充当“救火”的角色。

　　一个优秀企业家的作用和贡献，是一个普通工人所无法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贡献厘定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进行包括重奖等在内的收入分配，就“显得合情合理”。

　　但是很显然，重奖奖给谁？优秀的企业家如何产生？按照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和建业集团总裁胡葆森等人的深刻体察，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使许多社会优秀人才“学而优则仕”，尽管有些人在企业工作多年，也还是一有机会就跳出企业谋求官位，这已经成为制约河南和整个中西部地区走向市场经济最深层次的文化障碍。因而，在他们看来，政府带头重奖企业家，“就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措施，乃是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张扬”。“只有重奖是不够的”

　　关于此次重奖企业家的标准，郑州市提出：一要看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二要看对企业发展、稳定所作出的贡献，三要看企业是否具有发展的潜力和后劲。硬框框和软指标相结合，其中尺度的把握自然是经过反复权衡，但从结果来看也不乏政策引导性。

　　“针对全国各地重奖企业家的举措，最主要的一点是要体现出考核的透明。”河南省商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进才向记者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奖励企业家要考虑全局，在企业各个层面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产权制度还没建立之前，如果只对部分企业家进行奖励，那么损害的往往是整个经济机体的健康。“每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占有的社会资源不一样，由不同的起点创造不同的财富，这本身就很难体现公正和公平。因而，产权不明晰，企业家的贡献就很难说得清。况且，企业是由企业家、管理层、技术层和劳动层等多个群体组成的，他们都对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只奖励一个人，其他人怎么办？”他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国企老总对重奖持低调态度。个中原因，外人恐怕很难说得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沿海发达城市一些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尽管拿得多，但他们平时的个人支出却规定得很严格，多由自己承担，内地企业的负责人虽然薪酬较低，但平时的各项“很难说得清”的非公务支出却多由企业负担，有些人甚至还另有隐性收入。对这种现象，张进才有自己的观点：“纳税、创造社会财富，大多是应尽的责任，有谁听说过沃尔玛的老总受到过政府的奖励？如果要奖励，那么也应由产权明晰状态下的董事会和老板来决定。”

　　考察起来，工资、年薪、股权激励和其他收入构成了企业负责人常见的收入分配形式。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较早推行了ＭＢＯ（管理层收购），此次，郑州市公开宣称该企业为民营性质的企业，并对该企业老总汤玉祥予以100万元的重奖。人们不会忘记，直到现在，宇通的ＭＢＯ仍然没有获得国家财政部的批准。市场人士认为，这种叠加式的分配方式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迫切心情。

　　宇通的ＭＢＯ在目前的河南只是特例，其路途之曲折、操作之艰难、政策之严格令众多上市公司望而却步。不过，据记者了解，目前河南省的一些国有企业正在推行各种形式的股权激励政策，其改革方式也往往是政府主导型或“默许型”。

　　关于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早几年在郑州的部分企业中就已试行，然而，由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终不了了之。此次郑州市“旧事”重提，在重奖企业家之后旋即出台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试行办法》，明确经营者的年薪收入由基本年薪、增量年薪和奖励年薪构成。其中第九条规定：“奖励年薪是根据企业的规模大小、经营环境，当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大于20％（非竞争性经营企业为30％）时，由市委、市政府对经营者实行奖励。”

　　看来，谁来奖，对谁奖，奖什么，似乎已经十分明了。制度往往是美好的，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要执行，这种政策会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在试行中夭折？它会不会导致一些经营者为追求业绩而对企业采取“杀鸡取卵”的做法？企业经营绩效好了就奖励（甚至不排除奖励股权），企业效益下滑甚至亏损严重而有关领导却不承担责任，这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公平？

　　“监管和考核的环节值得重视。”一位在产权交易机构工作的学者对记者说，“政府评价企业家，往往带有非经济色彩，一些企业家也愿意借机走捷径步入仕途。所以，把监管和考核的职能交给相应的国资管理部门，避免考核机制上‘政企不分’，这实际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

　　应该说，这话说到了问题的根本。创造制度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角色的确在更多的情况下体现于服务。

　　记者在此次采访过程中发现，获得重奖的企业家最想说的不是奖励本身，而是集中在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建设上。郑州电缆集团董事长刘先超向记者坦言，政府派他到3个企业尤其是白鸽集团任职，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并对个人予以重奖，他感到“压力很大”，也只有充分整合现有的资源带领企业“奋勇闯关”。

　　民营企业家的态度相对来说更为直接。宇通公司老总汤玉祥认为，重奖是社会对他们“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块所做工作的一种肯定，为社会树立了正确导向，同时也为宇通更好地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创业氛围”。建业集团总裁胡葆森也向记者指出，河南的许多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而这些经济问题又大多体现在国有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结构上面，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吸引并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创业，这样假以时日，河南的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企业家的感受来自实践，它恰恰说明一种困惑乃至无奈的存在。在此次受奖过程中，丹尼斯董事长王任生是唯一一个当场将50万元奖金捐献给抗击非典工作的企业家。他通过公司企划部经理徐淇向记者表示，作为一名来河南发展事业的企业家，他不看重政府奖励的钱有多少，而在于这种“极为难得的荣誉”，在于政府今后能够为企业提供“一种与其他商业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王任生的话实有所指。据有关资料显示，今年3月份，丹尼斯与另外一家本地商业企业同时入选全国百强零售企业，二者去年全年的总销售额相差不到两成，但上缴国税的金额却有4倍的差距。“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摆在王任生面前的依然是一个谜局，像雾像雨又像风。

　　深圳太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宝国是新乡人。1992年，他怀揣“太太口服液”的秘方到深圳创业，短短10年，他就带领太太药业获得了7亿多元上市募股资金和5亿多元的经营性现金净流入，并通过控股丽珠集团等几家国内知名企业，拥有了包括太太口服液、静心口服液等众多产品品牌。2001年前后，“太太”商标经过评估，市值18．3亿元。“如果待在原地，如果没有南方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创业环境，他还会是今天的朱宝国吗？”河南省商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进才这样说。

　　显而易见的是，企业家的创业环境目前已经日益好转。安阳县水冶镇不产煤，不靠水，但近几年培育出了永兴、太行、正元3家省内知名的钢铁或钢制品大型民营企业集团，总资产超过20亿元。去年，该镇另外两家中小型钢铁公司因为外地给予了更为优惠的创业扶持政策，而一举从当地迁到山西。该镇政府部门意识到了“多米诺骨牌”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对有关政策进行修正，加强了对企业深层次、全方位的服务，使更多的企业经营者增强了投资信心。据介绍，今明两年内，陆续将有5家新的钢铁企业在该镇落户，一个规模庞大的钢铁产业群正在崛起。

　　安阳县水冶镇的情况并不是特例。在郑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处于改革前沿的地方也正上演着类似的振奋人心的故事。记者了解到，宇通公司、郑州电缆、郑州日产等这次受到重奖的企业，都已经迁址或建分厂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企业的掌门人知道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大河报七日财富2003-06-06 00:00:00责任编辑：郭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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