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七日电(记者曾利明) 全国SARS新增病例明显减少，疫情进一步平缓，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国的非典疫情已经接近尾声。痛定思痛，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今天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制，首先应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生物医学科研机制。这也是他对SARS开始进行反思的主题。

　　分管医学教育科研和国际合作的这位副部长说，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考验了政府应对危

机的能力；锻炼了民众面对危机的责任和理性；检验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的效率。在疫情关键时刻，政府成立了国务院领导主持的防治SARS的指挥部，动用强大的行政体系来布置实施防治措施，使疫情得到了控制，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动员民众、组织人民、领导社会应急的优越性。

　　但这毕竟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而要应对今后可能突发各种流行病、传染病，甚至生物恐怖武器的袭击，中国应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公共卫生应急体制，已成为政府和人民群众所认同的当务之急。但在建设包括信息网络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治疗救治体系时，必须同时建立生物医学科学研究的统一机制。否则，便无法用科技力量去战胜危机。

　　黄洁夫说，疫情开始,我们应对疫病的主力部队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中国CDC才建成一年多，其前身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主要是一个科研机构，转型后其所承担的监测、信息、应急、疾病防治等功能尚在建设和完善之中，流行病学硬件和软件都尚缺乏，再加上由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各省市县都在相应的管理层次上，由原来的防疫站转型为各级CDC和卫生监督所，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工作机制也未建立。

　　他说,中国有较好的公卫技术队伍和人才，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医疗卫生领域改革较滞后，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模式之下，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及对外开放，CDC建设滞后，公共卫生的投入渠道较少，高校体制改革后医学院校和公共卫生学院在公共卫生建设网络中的角色也不明确。

　　这次SARS突然来临，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未成熟，我们难以迅速组织一支应对十分复杂的新型的传染病的精锐部队。所以，在遭遇战中十分被动。

　　作为分管科研的副部长，他认为,如果有一套有效率的全国统一科研机制，能及时由卫生部或科技部牵头进行攻关，将全国的科研力量组织起来，把病理标本、血样、病毒毒株能协同管理和分享；病人的临床处理经验能及时召开学术研讨，相应的研究试剂、设备、资金有相应的保证和供应，各个部门的科技人员能协同作战，医疗卫生部门的专业组织，如中华医学会、生物技术协会、医师协会、医院管理协会等都能发挥作用，不要一切都由政府行政命令管理，可能我们就不会错过了控制疫情蔓延的时机，也不会让担任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重任的各级领导直接上第一线指挥抗击疫病。

　　黄洁夫说,初战SARS中，由于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生物医学科研机制，在生物医学技术建设，特别是核心和平台医学生物技术较先进国家落后。尽管我们有第一流人才，但没有第一流的机制，在应对SARS的科学研究上，使拥有许多权威专家的高等医学院校、中科院、工程院、医科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医局、医药管理局、各省的研究机构自成体系，各自为战，成了散兵游勇。各个系统处于相对封闭，缺乏有效沟通与合作.今年二月，中国CDC、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山大学、第一军医大学、广东省CDC、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广东省中医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和研究，但较长一段时间停留在衣原体和流感病毒的争论，而不能开诚布公地组织讨论和攻关，再加上信息不透明，危机措施处理失当，结果使我们错失良机。

　　因此，除了在临床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有些实际经验得到国外同行认可以外，在SARS冠状病毒的发现，发病机理的理论研究，分子生物技术在疾病诊治应用上均比国外研究机构慢几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大学在这次SARS防治中的学术和科研领域的贡献，在国际上的影响就比我们内地所有医学院校加起来还要多，难道不能引人深思吗？

　　当然,黄洁夫肯定在国家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统一领导下，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很多单位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已失去了许多战机，失去了一些前沿阵地.

　　身为国家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的副组长，他认为如何完善这种科技管理攻关统一机制是十分重要的。他说,目前的工作只是一种短期应对机制，如何从中长期战略出发，成立一种国家的统一的生物医学科研体制(中国的NIH)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此同时，要彻底改变中国科研队伍长期在计划经济中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法，只能从国家的八六三、九七三等项目中找经费，没有将科研眼光投向医疗市场，与国内外大公司、药厂合作的意识，科研成果与临床应用脱节。

　　因此，黄洁夫建议，在全国学术和科研领域，甚至世界范围内招聘专业科技人才，组成一个国家级的生物医学科研体系，由权威专家和敢于负责的行政人员做统帅，集中全国的生物医学科研力量，形成一支高效的、有创新力的科研队伍，这样可以打破条块分割，避免行政部门的权利化和利益化，共享资源，减少大型实验室的重复建设，加快科研的进展速度，为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争取国际上应有的地位。

　　黄洁夫强调医学生物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医学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如果能在现有的医学生物领域进行整合优势，充分利用全国巨大的医学生物技术的人才库，我们就能抓住机遇，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水平。

　　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的黄洁夫是肝胆外科专家，原中山医科大学校长。他作为医生的名气比卫生部官员的名气要大的多。他是香港医学科学院的顾问，香港外科学院名誉院士、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等多个国外著名院校的客座教授，他除了繁重的卫生部行政管理工作以外，仍坚持从事一些医疗和医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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