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逐财富他们放弃了土地，在城市的万花筒中迷失而潦倒，最后铤而走险；因为城市与自身的反差让他们愤懑，他们心理失衡走向犯罪；因为与城市的游离，他们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形成了特殊的亚文化部落———

　　抢劫时兜里只剩3元钱———

　　抢劫发生之前嫌疑人落网

　　5月20日22时许，平房区刑警一中队教导员李伟东领着一个探组在管区内巡逻，走到南厂迎宾路附近时，发现大街上有两个游荡的男青年，看见警车过来，显出慌张的样子。这条街非常僻静，偶尔有谈恋爱的青年人在这里出现，夜深后很少有行人，这两个行踪诡秘的人要干什么？李伟东示意警车靠了过去。

　　4名侦查员围住两个青年，两个人语无伦次地解释说去道东串门，侦查员让他俩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两个人迟疑着从兜里拿出手。在他们两个人的裤兜里，侦查员搜出两把卡簧刀，两个人疑点很多，被以携带管制刀具为名带回刑警队继续审查。

　　审查时其中一人交代名叫吴金龙，家住宾县，要和老二（另一人小名）去老五屯，准备找浴池休息，两个人是在一家歌舞厅跳舞时认识的，他只知道对方叫老二，还有个小名叫小龙。被称做老二的人交代，自己叫王义龙，要去道东的朋友家睡觉。夜已很深，两个人不可能分开休息，他们的供词发生了矛盾。王义龙说姨妈家就在附近，自己的母亲在姨妈家居住，他却不知道母亲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母亲姓田。20多岁的儿子不知道母亲的名字，这个儿子很有问题。侦查员带着王义龙找到他姨妈的住处，王母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叫苍松柏，在双城市居住。侦查员把王义龙带到屋内，王的姨母脱口说：这不是老二吗？王的母亲只好承认，王义龙是自己的二儿子苍松岩。苍松岩为什么要化名王义龙？苍母为什么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这里面一定有隐情。

　　5月21日，侦查员给二人的居住地派出所打电话了解情况。查明，吴金龙曾经带跑打工公司的1万余元票款，而苍松岩涉嫌参与黑社会活动，被吉林警方通缉，去年，吉林警方曾经到他的老家双城市水泉乡抓捕过。随着伪装被剥开，两个人交代了抢劫、盗窃的犯罪事实。据交代，两个人曾经在开发区偷盗过减压器、电机和80多个广告牌上的射灯，查实造成经济损失100余万元。5月14日凌晨，两个人带着口罩，拿着尖刀闯到道外区一家浴池，用刀逼住吧台服务员，抢走了3800余元现金。发案当日，两个人已经将抢来的财物挥霍一空，两个人兜里只剩3元钱。正在准备实施抢劫时，被巡逻的侦查员抓获。

　　外来人员犯罪 一个让人忧虑的比率

　　两个预谋抢劫的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前被警方抓获，避免了可能的一场血案。记者与平房区刑侦大队温宏声大队长唠起外来人口犯罪的话题，多年来一直关注研究外来人口犯罪的温宏声满面忧虑。他给记者出示了这样一组数字比。在平房区，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0.6%，但是2002年却占平房区犯罪总数的50.6%，今年1至5月份的调查中，外来人口犯罪占了55%，以不足1%的人口占犯罪率的一半以上，情况非常不乐观。

　　据了解，在全国其他地区，外来人口犯罪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记者了解的数字中，1995年北京朝阳区审结的案件中，外来人口犯罪占52.6%；1993年天津入狱的犯人中，外来人员占87.9%；1999年的统计，外来人口犯罪所占的比例，北京是60%，上海64%，深圳高达94%。由于人员流动比率的增大，外来人口犯罪已经成了社会治安的重要隐患。

　　躺在地下室 等着抢钱买饭

　　———极贫导致犯罪不容忽视

　　5月20日被抓获的苍松岩、吴金龙，两个人兜里加一起只剩3元钱，不抢劫只能饿肚子，没钱的现实使他们铤而走险。温宏声说，贫困导致的外来人口犯罪占外来人口犯罪的很大比率。农民盲目地离开土地，以为城市里到处都是财富，而实际上身无所长的人们，很快陷入赤贫的境地，犯罪成了他们生存的手段。去年3月侦破的乔辉抢劫团伙案件，侦查员抓捕一名犯罪嫌疑人时，发现他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下室的一张床上。讯问得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正等着同伙抢来钱好买饭。秋林地区发生过一起抢劫案件，犯罪嫌疑人落网时交代，当时3个人身上只剩10元钱，中午坐在道牙子上每人喝了一瓶汽水，吃了一个面包。3个人一筹莫展，一直坐到深夜，恰好有一个女工路过，被他们捅成重伤，抢走200多元现金。宋德印抢劫杀人案中，宋把一个收废酒瓶的老人打死扔到井里，只抢到10多元钱。土地是农民的根本，而走向城市是目前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趋势，如何让流动人口不再盲目流动，是减少外来人口犯罪遇到的难题。

　　为何好烟不给我抽？

　　———心理失衡成犯罪源

　　温宏声大队长曾侦破过这样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并不血腥，但是那种农民式的心理失衡让他印象极深。犯罪嫌疑人由农村来到市里串门，表哥给他好吃好喝。一天，表哥表嫂两个人上班，他无意中发现他们的柜子里有红塔山和五粮液，而招待他的都是一般的烟酒。他马上心理不平衡起来，他想：瞅着对我挺好，为什么好烟好酒不拿出来，还是瞧不起乡下人。他索性盗走放像机和部分衣物，然后一把火把房子烧毁。

　　当农民安守于自己的土地上，并不觉得生活是多么的残酷，而当他们目睹了城市生活的灯红酒绿，严重的心理失重导致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温宏声曾经审问过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犯罪嫌疑人突然仰天长叹：“啥也别说了，都是我错了。”当问他错在哪里时，他说：“错就错在当初不该从农村出来。我会木工手艺，在老家算是生活好的，每个月可以挣到200多元钱。但我一进城才发现，这辈子白活了，我不服气呀……”或许这个犯罪嫌疑人说出了所有心理失重人的感受。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知青作家为了报答几十年前老房东对她的恩情，她将房东10岁的孙女接进城，给她洗了澡，换了衣服，领她游览、购物、吃餐馆。一周后，她要送女孩回去，问女孩有何感想，女孩含泪说：“我恨你们。”女孩生活在农村本来无忧无虑，可是城市之行，她看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而这种生活是她不可能拥有的，她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一周的幸福需要用一生的痛苦做铺垫，女孩恨得有道理。

　　一个社会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城乡间贫富差别在加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种差别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会心理状态失衡？会在什么条件下变成城市犯罪的心理温床？社会学家的忧虑不无道理，在外来人员犯罪中，因心理失衡产生的仇富心理、报复心理、嫉妒心理、自卑心理、怨恨心理等正在产生着犯罪。

　　你是盲流子 我是戳大岗的

　　———亚文化圈的认同成犯罪土壤

　　去年9月，平房区发生了一起重大妨碍公务案件，交通稽查人员扣留非法营运车辆时，一些路过的素不相识的外来人员，一呼百应，对稽查人员群起攻之，有两名稽查人员被打成重伤，多名轻伤。涉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有7名是外来农民，而这些农民与被扣车主素不相识。温宏声说，这个现象只能用亚文化圈来解释。

　　外来人员离开了本乡本土，远离了过去的文化氛围，闯进了城市之中。而在城市之中，他们是游离的一部分，不被城市文化所接受。而这些人员又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城市欠发达地区，你是盲流子，我是戳大岗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生活经历、风俗习惯等，使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与城市主体文化格格不入，相互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心理认同。而来自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加强了他们的认同感。比如，就业机会少，受教育政策不平等，城里人特有的排外心理、歧视心理等，一旦遇到具体的人际矛盾，就会激发犯罪行为，本能地与他们心底里仇视的社会规范发生冲突。

　　我就会写自己的名字

　　———文化沙漠长出犯罪种子

　　抢劫杀人犯罪嫌疑人王永平只读了两年小学，没有户口，被警方捕获时他说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长到17岁没有进过照相馆，除了看电视不知道什么叫文化。在文化的沙漠中长大，使他的性格格外地暴躁、偏执。他在一家浴池盗窃时被女服务员发现，他用刀将她刺伤后强奸，然后又残忍地杀死。作案过程中，刺了死者100多刀取乐，最后用石头把刀子钉进女服务员的脑内，无法拔出，残忍的程度很难让人想像是一个17岁少年所为。温宏声说，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中，大多数都是小学和初中文化，这种文化的匮乏很容易长出畸形的种子。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对是非的辨别能力差，外来人员中一发生犯罪往往夫妻、父子同上阵。有一个人盗窃得手，在其他人眼里就是能人，其他人就会群起效仿。

　　我是黑户我怕谁

　　———社会失规造成犯罪

　　“在这又没有人认识我，偷也就偷了。”这是外来人员犯罪的普遍心理。农民进城，失去了农村中血缘关系、邻里关系、乡亲关系的制约，在城市中暂住，又与城市格格不入，融入不到城市的社会规范中，从某种程度上由社会人还原为自然人，失去了社会舆论的约束。在举目无亲的社会环境中，做了坏事不用怕被人戳脊梁，不用怕没脸见人。

　　其次是失去了社会力量的约束，在乡村有乡、村、屯的组织约束，有各种党政群众组织，还有家庭评比等活动，有土地承包、农业贷款等利益约束，到了城市里这些都不存在了，再加上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贫困，严重的心理失衡，犯罪的种子自然萌发。

　　温宏声说，每次破案的喜悦都难以掩住对外来人口犯罪的忧虑，外来人员犯罪已经成了影响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把外来人员纳入城市管理范畴之内，比如成立外来人员社区，建立外来人员联系卡，对他们的文化与物质生活全方位关心。相信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外来人口犯罪现象会得到有效控制。

　　史文珂

　　本报记者 张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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