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不少东西的价格遇“SARS”而涨。

　　首先是板蓝根和醋。据说前者可以防御病毒入侵、后者可以杀毒驱瘟，于是从广东到香港，各种包装的板蓝根、不同颜色的醋，身价大涨。虽然后来有专家说板蓝根其实对SARS病毒没有抵御“功力”，熏醋还闹出了人命，但好像至今还没多少人为当初抢购了“贵”板蓝根、“贵”醋而后悔。

　　接着是口罩和一些中草药。为了防止“运载”SARS病毒的“飞沫”横行，口罩成了市面上的抢手货，价格一度急剧上扬；台湾有人竟把口罩抬到几百块钱一个。而随着据说能防“S”中药方的流传以及百年老店“抗炎”汤药的热卖，金银花等中草药也闻风而动，涨价十几、二十倍。人们都以为“老字号”药店发了大财，其实是“冤枉”了他们———熬好的成药还按正常的市价出售，可买进的原料却因非典大大涨了价———不仅没大赚，还要赔不少。真正发财的是那些卖中草药的药贩子。据说内地几个药市上，前一阵子每天得出几个新百万富翁。

　　遇“SARS”而涨，市场规律使然，很难说什么对与错。但是，发这种灾难财的行为，总让人觉得不地道。因此，明知“挨宰”还买“贵”醋、“贵”药和“贵”口罩的人，嘴上虽然不说但心里没有不骂这些人“黑”的。成千上万人的“暗骂”，大概也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场”，在这种谴责“场”的作用下，发了不义之财的主儿们，心里恐怕得有一段时间安生不了。

　　人们惟独对一种遇“SARS”而涨是拍手欢迎的，就是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加重了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行为的处罚力度。随着新规定的出台，这些地方的痰都大大地“涨价”。过去很长时间里，北京对随地吐痰的罚款好像一直是每口5块，如今“涨”到了100块！广州、上海的“痰价”也分别涨到了50元和200元。当然，收入和生活费用最高的香港，“痰价”也涨幅最大、数额最高：即将推出的有关维护城市环境卫生条例规定，对于随地吐痰者，执法人员可向他们发出传票，由法庭裁决，对特别恶劣者最高可罚款1万港元，比目前的定额罚款600港元高出16倍多！

　　大幅度提高”痰价“，不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解决财政困难，而是为了制止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为了减少疾病传播的途径，为了维护广大民众的健康，因为痰中可能含有多种病菌、病毒，减少这种“载体”，就能减少疾病的蔓延。最新的研究证明，SARS病毒并不像起初说的那么“短命”，在不同质地的附着物上可以存活几小时至几十小时，而在粪便和痰中，能存活得更长！因此，制止随地吐痰，实在是关系生命安危、社会安定的一件大事！必须用严法治理之。

　　当然，有效制止随地吐痰，最终要靠广大市民痛改陈陋习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但是，陋习的改变和新俗的形成，只靠娓娓的说教是不行的，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严法加以强制性的规范。就如同对幼树的矫正与修剪，不严法治“痰”，“改变随地乱吐社会积习”就永远是句空话。从几十年前，笔者念小学时，就听那个关于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在国外当着“洋人”面大大咧咧往地毯上吐痰的故事。他并非在唾弃“洋大人”，而是展示了一次陋习，丢了一次“洋脸”。可直到如今，李鸿章都死了快100年了，不准随地吐痰的口号也喊了至少几十年了，我们还在为此事而大伤脑筋。

　　以法治“痰”，严法治“痰”，成为SARS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这方面，千万要汲取以往注重立法、忽视执法的教训，一定把严法落到实处，不罚则已，一罚就罚得他“伤筋动骨”。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总是“严斥轻罚”，那就不仅会不断助长、怂恿违法，而且会使政府的威信尽扫。

　　在制止随地吐痰方面，笔者主张必须营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氛围，令犯规者被罚一次就不敢再犯，令“旁观者”感到震慑，形成一种无形但有力的“场”。其实，也不光是“治痰”，在许多事上，仅凭言教、自律是不行的，没有严法和他律，形不成强大的“场”，美妙的“言教”往往会变成掩盖作奸犯科的幌子。如果当年慈禧“老佛爷”对在国外丢人现眼的李鸿章，立马罚银1万两，那“随地吐”的陋习还会传承到现在吗？

　　香港痰“贵”，贵得比吐血还让人难受，惟此才能使“随地吐”的陋习早日绝迹。（文/吴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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