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加臣

　　1950年进藏后，我们就认识了一位叫南加的藏族朋友，他是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区门工村人。民主改革前，是个不大不小的农奴主，有土地40多亩、骡马30余匹、牛羊150多头，有小牧场一个，男女佣人七八个。南加除农牧业收入外，还兼做生意，经常来往于云南丽江、大理等地，全家生活比较富裕。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从云南进藏的126团一营驻察瓦龙地区，刚巧一连就住在门工村。

　　我们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转战怒江两岸后，来到这里休整。从云南到这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我们的后方供应断了线，战士们随身带的粮食也所剩无几，眼看着伙房就要断炊啦！连长康虎振、指导员郭保安心急如焚，战士们在半饥饿状态下仍坚持训练。这事被细心的南加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看到我们的部队是那样的纪律严明，甚至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对老百姓都秋毫无犯。官兵平等亲如兄弟，对群众包括头人，态度和蔼，有空还帮助群众做好事。南加认定：解放军真是仁义之师啊！这么好的队伍，怎么能让他们挨饿呢？恰巧，这时全区召开上层人士座谈会，号召大家支援军队，会上南加带头表示，凡住在门工村的部队吃菜吃粮问题，由我们村包啦！

　　次年春天，察瓦龙地区成立解放委员会，南加被群众推选为委员，他确实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委员。

　　1951年春节即将来临，这是部队进藏后的第一个春节，可是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怎样过好春节呢？南加知道汉人过春节跟藏胞过藏历年一样，要吃好玩好，欢欢喜喜过春节。于是他从牧场赶来3头牦牛、连同100多斤酥油送到连队，让指战员们愉愉快快地过了个新年。

　　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后，我营奉命留驻察隅，解决这一地区有边无防问题。南加知道这一消息后，他主动放弃了去云南做生意的打算，把支援军队放在首位，他询问了到察隅边防所经的路程，有几座山和几条河？把家中能驮运的骡马集中起来，支援部队运输。同时他动员年仅16岁的内弟纪吉，也赶着他家的6匹骡马积极参加运输。在南加的带动和影响下，察瓦龙地区的各阶层藏族同胞纷纷行动起来，赶着牲口支援军队，真可谓军民团结、携手前进、浩浩荡荡开往边境，使我部于同年9月30日顺利地进驻察隅边防。

　　正当南加为西藏的解放，为边防的巩固而尽心尽力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5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桑昂曲宗解委会主任（宗党委书记）崔家顺同志率工作组，就在门工村南加的客厅里召开察隅瓦龙地区各阶层大小头人会议，宣传党中央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重大决定。为保障会议的安全，我三连四班战士余春和在南加的房顶上放哨。余春和原是机枪手对50式冲锋枪的性能不熟悉，不慎枪走火，将南加仅4岁的儿子击中，经抢救无效死亡。这可闯下了大祸，引起当地群众思想一片混乱。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也借此造谣生事，企图挑拨藏族群众对我军的不满。

　　南加知道此事后，收拾行装立即返家，连续7天7夜马不停蹄，翻越3座大山，很快回到了门工村。他向家里人问明情况后，还没等部队领导前来劝慰他，他却主动地劝说部队领导，不要关押战士余春和，并说“他也是为了解放西藏，不远万里离开家乡来到我们这里。”“他不慎走火，不是有意开枪。”“你们千万不要处罚他，我们失去儿子心里是不好受，不要让他的父母再失去亲人……”南加的一番话，使我们的干部战士很受感动，这说明他对我军的真诚拥护和爱戴，说明他坚信党的政策在西藏必然取得胜利。

　　后来，南加在党的培养下，走上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为当地的建设和发展，他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对党确实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把自己的命运与西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做出了贡献。（解放军报 2003年06月09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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