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场因银行保管箱进水引发的官司，开天辟地头一遭。

　　中国当代山水画海派宗师吴湖帆遗世传家的8幅画作，由其孙吴元京租存在中国银行淮海支行保管箱内，却因库房空调管漏水而被浸泡受损。协商未果，一纸诉状，银行被告上法院，索赔人民币291.5万元。

　　上周五，法院开庭。

　　闪回　无颜对祖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吴元京手捧湿漉漉画卷，愣了。

　　那是今年1月27日深夜，一个电话让吴元京惊心动魄———存放祖父吴湖帆遗画的中国银行淮海支行告知，地下室的保管箱库房，空调水管突然破漏，“水漫金山”了！

　　吴元京扔下话筒直奔银行，库房前已喧声连天。听说地面积水一度高达20厘米，吴元京急啊，自己租用的保管箱恰在最底层！赶紧取出看，一阵阵晕眩：10幅画轴除最上两幅幸免于难外，往下两幅被洇得半湿，再往下6幅则浑身滴水不停，包裹的白纸都被箱内衬布褪色染红。

　　抢救第一。字画受潮不能烘吹否则纸张容易脆化，吴元京在银行人员配合下，迅疾将画带到营业大厅，展开铺在地上，一直守到凌晨3点半，才将画全部自然晾干。但损失已无可挽回了。

　　损失多大？这得先说吴湖帆是谁。中国水墨国画唐宋以降，大师辈出，至当代，公推齐白石为创新派首领，而张大千与吴湖帆共为传统派翘楚。张大千又曾说：“当代国画，除山水画有湖帆兄在，我不能称第一，其余我当仁不让！”吴湖帆在世时画价就达每平方尺一两黄金，1996年他的一本12页小画册以200万元人民币拍卖成交，成为沪上国画拍卖高峰。而现在受损的，是吴元京悉数传承祖父吴湖帆的全部精品中，最为珍绝的一部分，价值可想而知。

　　就说最有名那幅《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吧，它本就别有一番故事———“元四家”之首黄公望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历代推崇，但清顺治7年被江苏一位收藏者临死前投入火中，家人抢出已一烧为二。世事沧桑，吴湖帆觅得残段后，参照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后段照片，又根据焚毁部分的史料记载，临摹加创造地再现了《富春山居图》全貌，是公认最能体现吴湖帆传统功底的海内孤本。但记者那天在吴元京家看到，这画已有水印黄迹。吴元京说墨色也泡损不少，假定原来从浓到淡分7层，如今至多剩4层。特别是吴湖帆精藏的清代焦秉贞《颐花园图卷》，水泡后颜料斑驳脱落，因是绢本无法重裱，毁坏已成定局。吴元京痛心地说：“上海工美拍卖行鉴定，8幅画受损前后市场差价总额275.5万元。祖父的毕生心血在我手里出了问题，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

　　庭辩　天差地别赔款额

　　损坏东西当然要赔。事发后双方协商中，银行的“愿赔价”从5000元直升至了5万元，可同受损方索赔的291.5万元有天壤之别。双方相继“谈判”3次，直至上周五对簿公堂。

　　银行律师观点鲜明：当初原告亲笔签署的“租箱合约”上，已用五角星的着重符号及文字“特别提醒”了———因银行责任造成损失，银行承担责任的极限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另外，银行考虑到受损事实，还愿意再道义补偿原告4.5万元。记者了解到，事发后该银行人员或“三顾茅庐”上门，或打国际长途找寻，及时通知了所有受损的100多位客户，并都以合同标准或加额外补偿的方式，和绝大部分客户达成了谅解。

　　但问题就在于，其他客户的“宝贝”无论是有价证券，还是古董金银，被淹受损不是特别大，偏偏吴家存放的是，价值连城却又弱不经水的纸上丹青。法庭上，原告律师指出：银行为扩大库房面积，将空调管从地下室一角改装到天花板上，施工不当漏水损物，所以合约有效性当受质疑，银行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原告275.5万元，以及装裱费6万元、精神损失费10万元。

　　赔偿275.5万元怎么算的？吴元京告诉记者，因为不存在具备资质的文物价格鉴定机构，也没有此类书画泡损赔偿先例可循，所以只能请曾拍卖过吴湖帆书画的上海工美拍卖行，参考拍卖画价，凭行业经验估出受损8幅画的珍贵指数，以及每幅画的受损指数，从而得出赔偿额。举个例子，根据行业惯例，一幅国画通常最多只能装裱5次，即每装裱一次，价值至少跌20%，所以因水迹黄斑必须重裱的“山居图”，因此损价50万元。不过吴元京强调，这只是个参考，能否具备像公安局验伤报告那样的法律效力，还有待法院判定。毕竟，这件事史无前例。

　　那么，吴元京与银行本已有约在先，现又要突破“最高赔偿5000元”，岂不自相矛盾？华东政法大学傅鼎生教授分析说，我国《合同法》把由单方预先制好条款内容，可重复提供给顾客签订的合同，称之为“格式合同”，其法律效力并不仅以双方签字便认定，还要考查其内容的公平性。不过傅教授强调，法律更主张事前质疑，“要是原告签约前就对‘万一’提出疑问，那该多好”。

　　上周五，法庭当庭审结，将择日宣判。

　　思考　究竟应该赔多少

　　究竟应该赔多少？

　　人人心里一杆秤。有专家认为，一方面，银行条款应公正，最高赔偿才5000元显然太低；同时原告也存在一定责任———既然知道自己存放的是特殊物品，签合同时就应认真阅读所有条款，审慎再审慎。

　　银行业的做法也不尽相同。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租箱合同上，均没赔偿一说，“保管箱所存物品因自身原因变质、损坏，或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导致损失的，本行不负任何责任”。

　　意外的是，吴元京告诉记者，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已向他抛出“绣球”———免去一年租箱费2000元人民币。花旗的保管箱租约有何不同？最高赔偿金，也不过是人民币1万元。该行解释这是国际惯例，顾客所存物品千奇百怪，合同不可能写明按实际损失全额赔偿。那么，花旗银行在美国最高赔偿是多少？出乎意料，该行告曰“不知道”。而据记者了解，台湾银行业这一项赔偿额可达50万元台币，相当人民币10万元。

　　众说纷纭，就待法院槌声响起。但无论结果如何，事发银行吃一堑长一智，两条建议颇有建设性：呼吁尽快出台行业标准；倡议培育多渠道更专业的保管箱市场。

　　这场官司更发人深省的，是当下社会契约意识的相对薄弱。正如傅鼎生教授所说，银行保管箱业务应加速规范市场契约意识，不断完善合约的公开性、公平性，告别长期以来的垄断定势。同时顾客也应增强尊重合同、审慎签约的意识，承担应有的质疑职责。“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基于约法三章。”社会需要契约，契约需要公正，而公正需要契约双方共同尽责。本报记者郭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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