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泪水和爱写就杰仔的故事(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09日09:31 金羊网-新快报

　　“我们是含着眼泪采写和编辑对杰仔的报道的！”回顾杰仔事件报道的前前后后，本报参与采编该起新闻事件的众多记者、编辑动情地说出这样一句话。而为期足足一个月的系列报道，实际上中间还发生了很多未为读者所知的事件，实在值得我们细说从头———

　　《护士长日记》透露新闻线索

　　今年3月中旬，本报记者收到了“广州某医院有一护士死于非典”的小道消息，至于死者来自哪里、死在哪家医院，一时无法求证。在那段国人谈SARS色变的敏感日子里，形形色色、真假难辨的传言也应运而生，以至于惶恐的气氛如滚动的雪球逐日膨胀。但出于职业的习惯，这一消息还是触动了记者敏感的神经。

　　4月19日晚上9时，中央电视台1套节目的《面对面》栏目播出了对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SARS病区护士长张积慧的专访。期间，一个画外音叙述了张护长的日记原文———“2月18日(第四天)星期二早上，上班不久，从市第八人民医院转来了一个昏迷的病人。这是一名护士，她不幸病倒后，深爱她的丈夫每天给她送汤、送饭、送花，不顾医护人员的强烈劝阻。因而她的丈夫不幸染病也倒下了，而且走得那么匆忙，没能给爱妻留下半句遗嘱。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场的医护人员心情无不万分悲痛……”

　　接受采访的张积慧哭红了双眼，动容地说道：“这个护士走了以后，留下一个8岁的小孩，大家真的觉得很伤感。”

张护长的日记再次触动了记者的神经———坊间传闻的那条消息原来是一个真实的人间惨剧，而且事情远没传言那么简单　　张护长的日记再次触动了记者的神经———坊间传闻的那条消息原来是一个真实的人间惨剧，而且事情远没传言那么简单，死于非典的不仅仅是护士自己一个人，还有因照顾她而不幸染病的丈夫……

　　平凡的个体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微尘，但在SARS流行的这个非常时期，人的命运却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轻易地改写，因而大家对“健康”和“生存”的欲望是那么地强烈，以至于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而每一名医务人员的“生”与“死”就变得更加牵动人心。

　　图：突如其来的SARS疫病击碎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杰仔的遭遇，是SARS灾难下的一个社会缩影。

　　虽然张护长的日记没有说到这位去逝护士是否因为在护理病人的过程中染上SARS，但这并不影响这个事件的新闻价值，因为仅“夫妻俩相继去世，只留下了一个8岁的孤儿”的本身，就足以高度反映出SARS对一个人、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影响，是SARS所造成的社会灾难的一个缩影。很快，报社决定全力以赴寻找并全程追踪报道这个不幸的家庭，不仅要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更主要的是要关注这个孤儿的生存状况和未来的成长之路。基于自身强烈社会的责任感，我们希望能借助自身作为媒体的公信度和影响力，呼吁所有热心人一起来关心、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

　　棘手时喜获济南同行相助

　　但上哪去找杰仔一家呢？张护长日记中“从市第八人民医院转来了一个昏迷的病人”，成了记者“寻人”的惟一线索。

　　就在记者多方打听去世护士家人的具体联系方式时，我们收到了济南新闻界同行的一纸传真，虽然上面只提供了去世护士的姓名是“魏小玲”(实应姓“韦”)以及一个家庭电话号码，但已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记者第一时间按下那一串数字，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位老伯苍凉的声音。在记者小心翼翼地询问了相关的情况后，终于证实———这位罗老伯的媳妇就叫“韦小玲”，是广州市妇婴医院的护士，她患SARS后先在市第八人民医院就医，后转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治，而老伯的儿子罗耀华在照顾妻子期间也不幸染上SARS，且先于妻子8天去世，现在老伯身边就只剩下一个年仅8岁的小孙子。

　　就这样，我们终于找到了张护长日记中提及的那位护士的家，找到了杰仔！

　　以诚意打动忧伤的老人

　　但是，当记者提出想进一步深入采访时，罗爷爷却委婉地拒绝了：“人都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而且这是我们的家事，我的孙子还什么都不懂，你们就不要再问了……”电话随即被挂断。

　　那一刻，记者非常理解罗爷爷失去亲人的心情，在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的磨难后，有谁还愿意去重新勾起那些痛苦的回忆？更何况还要将这累累的伤痕公之于众。

　　然而，一份割舍不断的关爱驱使着记者执着地要把这次特殊的采访进行到底，因为两位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如今遭受了“白头人送黑头人”的不幸，还要用自己羸弱的双肩扛起养育年幼孙子的重担，这谈何容易？！再假如有一天又发生什么不测，这个孩子又该怎么办？！

　　于是，“厚着脸皮”的记者一次次拨打杰仔家的电话，反复、详细地说明我们希望帮助两位老人和杰仔的真实目的。正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罗爷爷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面谈地点就在他

们家中。

　　5月9日下午，记者从报社驱车近一个半小时来到指定地点，由于该路段的楼房全部没有门牌号码，记者一时竟找不着北。就在我们四下忙于问路之际，一位中等身材的慈详老者蹒跚着走了过来，招呼记者说：“你们就是《新快报》的记者吧？跟我来吧，我一直在那边(楼下)等你们呢。”

　　噢，原来他就是罗爷爷。见到我们时，罗爷爷非常平静，没有过多的礼节，他逐个打量我们一番后，转身就在前面领着我们走了。但照面那一瞬间老人脸上那一道道沧桑的皱纹，却深深地刻进了记者的心里。

　　图：罗爷爷在采访中悲伤恸哭。如何让两位70多岁的老人在心力交瘁之时相对平静地接受采访，是记者最头痛的事。

　　面对濒临崩溃的老人

　　接下来的，是一次长达6个小时的采访。罗爷爷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他家。房子很狭小也很杂乱，由于房子采光不足，大白天还要开着灯。

　　进门时，杰仔的奶奶正瘫坐在桌子一旁，托着腮帮低头发呆。看见我们进来，她木讷地点了点头，示意我们坐下。在这么压抑沉闷的气氛下，记者没有马上展开采访，因为眼前这两位70多岁的白发老者已是心力交瘁，我们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触及他们心底的隐痛，并将他们击倒———而这，正是我们这次采访遇到的最大困难。

　　短暂的沉默后，记者小心翼翼地暗示了一下罗爷爷：“阿伯，我们能不能看一看那个……”罗爷爷是个明白人，他很快从一个铁皮箱里拿出了一叠我们事先请他准备好的资料，里面包括他儿子、儿媳的死亡证复印件，单位介绍信、证明等。一看到这些，杰仔奶奶仿佛如梦初醒，顷刻间已是泪眼婆娑，她按住自己的胸口一个劲地自责道：“是我把儿子害了呀，我……我不知道我儿媳患的是非典啊，我不知道非典这样凶啊……”坐在一旁的罗爷爷靠在椅子上像雕塑般一动不动，只睁着一双失神的眼睛瞪着天花板，脸上的皱纹全扭在了一起。看着他们，记者的心一阵阵作痛。皆因这不见泪的悲，才是最彻底的悲；一如不见血的伤，才是最致命的伤。

　　曾想放弃“不可能的任务”

　　面对着这种情形，记者又一次陷入了沉默。看着笔记本上早已拟好的那一连串问题，我们真想把它撕个粉碎，因为它们是那么令人难以启齿。

　　从人性和道义上讲，我们实在不忍再提及任何有关杰仔亡父亡母的事情，再让两位身心俱疲的老人有意识地去追忆这场灾难的每一个细节，那无异于在痛疼的伤口上撒一把盐，而那种揪心的痛又将是长久难以平复的。但是，谁让我们是以“记者”的身份、带着一份沉重的社会责任走进这个家庭的呢？！为了让更多的人清楚地了解这个家庭的不幸，并为他们提供帮助，我们只能如实地记录下发生过的一切，问一些本不该问、却不得不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任务”———记者的职业有时就是这么身不由己，一时间我们也无奈于自己的“残忍”。

　　经过一番情绪抗争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我们最终横下心来，继续这个情感上“不可能的任务”。

　　感动源于舐犊情深

　　采访在断断续续中进行，在讲述完杰仔父母遭遇SARS双亡的经过那一刻，伤感的罗爷爷突然间提高了声调，他用左手紧紧抓住记者的手臂，右手颤抖着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张大的嘴巴哽咽了很久后才突然说出一句话：“前后才8天、8天啊，两个人就都没了！”说到这里，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恸，放声大哭起来。

　　采访期间最令记者感动的是，这位年迈的老人在经受了丧子丧媳之痛后，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老去的将来谁来照顾，而是孙子的成长和前程。一时哭成泪人的他重复着同一句话：“我的杰仔命好苦啊！”———这是我们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惟一一次看到罗爷爷掉眼泪。

　　对于命运，这对七旬老人似乎已无力驾驭，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祈祷。罗爷爷对记者说：“我们老俩口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老天再赏我们10年活命，让我们能把杰仔带到18岁……”

　　听到这里，在场记者的心一下子如坠深渊，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我们的摄影记者———一条地道的西北汉子再也拍不下去了，他把相机往旁一搁，快步走到屋外狠狠地抽了一阵闷烟……

　　初见瘦小杰仔让人心酸

　　当天下午5时，记者陪罗奶奶一起去学校接杰仔放学。为了不引起校方和同学的注意，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等着。第一眼见到杰仔时，只觉得他相当瘦弱———红格子短袖衫、黑色小短裤外，露出了一对小青瓜似的手脚，特别是与他肩背的那个足有十几斤重的巨型书包相比，身子骨更显得不堪一击。就是这么一个小孩，刹那间失去了父母的呵护与关爱，小小年纪就要开始学会面对人生的磨难……一想到这，记者不禁一阵心酸。

　　在头一天的采访中，由于怕生，杰仔不大愿搭理记者，对于记者的提问也一概只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因此记者更多的是观察这个8岁孤儿的一举一动。杰仔父母的家与爷爷家在同一幢楼的不同楼层里，一回到爷爷家中，他就放下书包赶在爷爷前面，小跑着去打开自家的房门，熟练地点上了三柱香……

　　看着两尊灵牌前那个瘦小而孤单的背影，记者心里真不是滋味，帮助杰仔的愿望越发强烈了。

　　“孤儿记者”的善意欺骗

　　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杰仔一家的生活，记者请求罗爷爷让我们看看杰仔一家三口的照片，同时挑选几张用于见报，罗爷爷同意了。可是在200多张照片中，我们只找到了一张杰仔与父母的合影，这又是一个近乎残酷的现实。当我们打算从头到尾再找一遍时，罗爷爷轻轻地说：“不用再看了，那真的是惟一的一张！”

　　这次采访持续了6个多小时。临走前，一位头脑尚算清醒的同事掏出身上仅有的一些钱塞到罗爷爷手中：“给杰仔买些文具吧。”可罗爷爷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小兄弟，不要这样！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呀？！”两个人推让了好一会儿，最后我们的同事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是孤儿，和杰仔一样……”罗爷爷才终于不再推辞。

　　事后，我们小心地探问那位同事的身世，因为先前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个“孤儿”。不料他的回答让我们大跌眼镜———其母健在，其父3年前去世。“哎呀，你这怎么能叫孤儿呢？真是用词不当！”我们将他嘲训了一顿，可是这位同事的一句反问却令我们无言以对———“不说我是孤儿，爷爷会收下钱吗？”那倒也是，正所谓“善意的欺骗是无罪的”。

　　回报社后，我们全无倦意，连夜通宵赶稿，因为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个感人的细节。而在编写的过程中，有的编辑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好几次在找纸巾。

　　1斤“二锅头”平息一场虚惊

　　话说在第一天的采访中，当记者得知杰仔的爷爷、奶奶在参加完儿子、儿媳的葬礼后，都没有进行必要的消毒就回了家，而当时我们所在的那套房间，也一直没有被防疫站消毒过时，都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

　　无独有偶，恰巧也就是在采访期间，我们有一位同事竟无端地咳起嗽来，看得出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压制着阵阵破喉而出的咳嗽。我们彼此对望一下后，继续“若无其事”地与两位老人交谈，其实当时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但又不能表现出来，生怕干扰了正常的采访。

　　在回报社的路上，这位同事还是咳嗽不断，情形真有点令人担心，因为巧就巧在去罗家之前，我们都没听到他咳过一声。同事笑着对我们说：“难道我中招了？快，离我远点……”我们当即安慰道：“不会的，不可能的事，我们都没咳嗽，就你在咳！”但这话反倒增加了他的心理负担。鉴于他只是咳嗽，没有发烧等其他症状，所以我们还是坚决认为他没那么“幸运”，无须上医院。

　　下车后，已是晚上8时多，我们去了一家餐馆吃晚饭。听说“酒能消毒”，于是我们干脆给他买了一斤56度的“二锅头”，这家伙竟一口气喝下了半斤！谢天谢地，后来回到报社后，他就真的没再咳过，真是有惊无险，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杰仔的天真令我们释怀　　在接下来几天里，我们与杰仔混熟了，有的同事甚至与他“打成一片”。8岁的小孩毕竟天真无邪，没有太多的猜测、也没有太多的心计，你怎么真诚地对他，他就怎么真诚地待你。而我们的很多问题，都是在与他玩耍或闲聊中，有意无意地提到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反应和回答才是最真实的。因为我们曾经尝试过正儿八经地端坐着与他对话，结果他憋了半天也没挤出半个字来。或许是年幼的他根本就没想过那么多，被我们的提问难倒了；也可能是我们勾起了他伤心的回忆，他觉得害怕、无助而不愿去面对……

　　不过，在我们的观察中，父母双亡对杰仔的打击虽是事实，却不是致命的；伤痛也是存在的，却也是短暂的。终究他还是一个8岁的孩子，这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没有成型的年纪；也是一个容易忘却忧伤和烦恼的年纪。对于杰仔，其实他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没了爸爸妈妈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现在的他，生活和学习一切如常，欢声笑语依旧。有时看着他忘我地嬉戏、天真地哈哈大笑又或满怀憧憬地述说他的心愿时，记者反倒隐隐有一丝莫名的难受。

　　但或许，这应该是我们，相信也是在天有灵的杰仔父母最感宽慰的一幕———毕竟他才8岁，何必让他过早地感悟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图：杰仔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去世的父母上香。才8岁的孩子似乎懂了很多事。

　　（夏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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