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晚，因抓贼在西安乃至全国成为新闻人物的武警西安市消防支队士官刘孝雨挥泪登上开往昆明的列车。刘孝雨此行是应云南元谋的一位企业家的邀请，前往云南开始自己新的生活。1992年以来，在西安业余抓小偷3400人次的刘孝雨泪别西安，缘起于不久前的一次“出击”引发的是是非非——

　　“艾滋病小偷”抓破他的脸

　　今年5月23日上午9时许，已被部队确定转业待岗的刘孝雨只身着便装来到西安市建国门里的一家菜市场。此前，他听说这里最近小偷挺多。刚进菜市场，有4名青年人引起了他的警觉，经验告诉他，准是伺机作案的小偷。于是，他不露声色地跟着，转了几个来回后，他发现其中一个麻利地将长镊子伸进了一位老人的下衣口袋。刘孝雨大步跨上前，弯腰双手使劲一拉那人双腿，那人“扑通”一声扑倒在地。正要上前将其提起，没料想这家伙掏出一把剪刀挥过来，刘孝雨向后猛一闪身，随手抓起防身用的伸缩式甩鞭打过去，将其制伏。小偷的头部受了伤。

　　刘孝雨用小灵通向“110”报了案，随即捡起小偷的作案工具，“走！跟我到派出所去！”小偷大喊：“我有艾滋病……”碑林区和平路派出所两名民警赶到后，先让小偷上警车。就在刘孝雨刚抬腿跨上警车、准备拉车门时，小偷从后座上扑过来，将他的左肩膀和右脸抓出血道道儿，并扬言：“我是艾滋病患者，你这回死定了！”到派出所后，该小偷仍声称自己有艾滋病，民警从其身上搜出一份省上某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学鉴定书(公章上看不清楚鉴定单位，没有被鉴定人照片)，诊断其为“艾滋病感染者”，被鉴定人为“杜兵”。情况出乎预料！民警们一边录笔录，一边赶快同有关单位联系，结果证实确有一名叫“杜兵”的吸毒者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

　　刘孝雨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回抓的却是一个“特殊人物”，而且还被其抓伤！情急之下的他打电话联系认识的报社朋友，希望他们帮自己尽快联系一家医疗单位免费给自己做一下检测。

　　事后，据陕西省艾滋病检测中心介绍，事发当天的中午，他们接到派出所电话后，曾向其建议：先就近到社区卫生服务站将这名小偷的血样取一份以备检验，或请派出所用警车将其送到中心来。派出所没有采纳。

　　和平路派出所则说，由于这起偷窃案没有受害者指控，没有赃物等证据，因此无法立案，且经咨询相关单位，法律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强制艾滋病患者去就诊，加之相关单位又不愿前来辨认该小偷，因此当天中午他们就将杜某放了。所里还给杜某100元钱，让其出去检查一下。

　　这起偷窃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日下午，省艾滋病检测中心免费为刘孝雨抽取了血样，以证明此前他的体内是否有艾滋病毒。5月26日，血检结果出来后，血样呈阴性，但是否被小偷抓伤后感染了艾滋病，还需做进一步的检测。6月4日，陕西省艾滋病检测中心邢爱华主任告诉记者，从第二次血液检查结果看，刘孝雨暂时没有感染上艾滋病，但最终的结论要等第三个月血液检查结果才能确定。

　　“5·23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此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绝大多数市民对这次抓贼给予热情肯定和支持，认为这是一件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好事，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应当大力提倡。同时，对刘孝雨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东大街、解放路、南大街和炭市街等路段熟悉或者受过刘保护的市民们，纷纷登门或打电话表示关切和慰问，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还将200元钱和一封慰问信送到一家报社。炭市街的许多个体户还备好饭菜邀请刘孝雨，一位姓刘的个体老板还为他送来了米线和包子。

　　就在褒赞之辞溢满报端的同时，另一种议论也随之而起，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刘孝雨抓小偷时总是被新闻记者“撞了个满怀”？刘孝雨的举动是不是在沽名钓誉？还有人提出，健全社会治安体系不能仅靠“个人英雄主义”。也有一些市民认为，刘孝雨抓贼没错，但打贼不应该！他们希望刘孝雨今后抓贼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千万不能因此触犯了法律法规，让好事变成了坏事；也有人指出，刘孝雨并不是警察，那么，他的“反扒”行为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还有人则尖锐地指出，公安机关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刘孝雨的行为是“不务正业”，应当停止抓贼……

　　就在这时，“艾滋病小偷”杜兵又趁机找到报社，声称刘孝雨抓他那天还要了他的钱，此人一会儿说是40元，一会儿又说50元。究竟是想趁危“倒打一耙”还是确有此事，难以说清。

　　西安市公安局治安局公交分局一位负责人指出，反扒民警打击盗窃分子时必须有两名民警以上，绝不会独来独往。抓获盗窃嫌疑人时，必须是人赃俱获，还需要受害人的指控。否则，就不能立案。值勤时除带一副手铐外，其它警用器械均不能携带，要充分考虑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不能采用任何武力。嫌疑人不能受到法律以外的惩罚。

　　这位负责人说，公民如果发现有人有盗窃动机，但没有盗窃的事实，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不能想当然地将其摁住。普通公民发现盗窃分子并对其采取措施时，无权使用任何管制器材。他说，刘孝雨抓获的“贼”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证据，这让公安机关无法认定。刘孝雨抓住的小偷被警方真正处理过的有几个，只有他自己知道。因此，警方对其抓贼行为是否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出质疑。

　　“反扒英雄”进退两难

　　地处西安市繁华地段的炭市街，是刘孝雨大显身手的“擒贼主战场”之一。记者日前在这里见到了刘孝雨，他1米70的个头，上身着黑色T恤衫，下穿武警军裤，人长得精精干干，身板瓷实，那双大眼睛透着机敏和灵气。这位来自安徽宿州农村的战士入伍至今，曾在部队获过五六个嘉奖，胸前还佩带过三等功军功章。

　　入伍10多年来，一有空闲，他就到大街上抓贼。多年来，除“专职”抓小偷外，他还抓乱贴“牛皮癣广告”的、打警察的、打普通老百姓的，也配合公安机关抓过卖淫嫖娼的，等等。

　　“一个公民，碰到小偷把他的手、把镊子伸到人家的挎包里、口袋里偷人，该不该抓他？该不该把他送到派出所？……”。刘孝雨情绪有些激动。他不认为自己抓贼是“不务正业”，“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如果贼让公安机关抓完了，还用我抓？”“我抓的贼往派出所送的时候，他们总是笑脸相迎，有的还请我吃饭、喝酒；可一见报，有人就不高兴，好像我抢了人家的饭碗！”“警方说我抓的贼难处理，除未成年人和自残行为的人难处理外，还有人为的因素。只要我把贼送到派出所，不久就会放出来，然后又继续偷，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了贼越抓越多的怪圈。”

　　刘孝雨说他现在“进退两难”：走吧，确实于心不忍！西安的大多数市民肯定他、支持他抓小偷，每到换季时总有群众为他送来新衣服、新鞋子；留吧，是是非非的议论，让他也难呆下去。但他说：“不管在哪儿，碰见小偷偷人，我肯定还要抓。如果我见了小偷不抓，我这个人的思想就绝对有问题！”

　　刘孝雨说他是一个“既让贼怕又让贼恨的人”，“我每天惦记着贼，贼也忘不了我”。“有好几次，如果不是西安市民鼎力相救，我恐怕早被打残甚至送了命！”刘孝雨激动地向记者讲述了一件令他难以忘怀的事——去年9月8日，9名小偷一声呼哨将他堵在一家商场楼上，“你就是成天抓我们的那个人！你不是爱抓小偷吗？今天你就跟我们去趟火车站，那儿的小偷多的是，让你一次抓个够！”说着，有人架胳膊、有人搂腰，把他往大街上拉，边拉边打，军帽被打落，肩章被扯掉，衣服被撕烂……其中一个穿红T恤衫的还掏出尖刀要捅他。在两百位市民的相帮下，刘孝雨才得以脱身，歹徒被“110”警车带走。

　　怎样看待“刘孝雨现象”

　　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石英所长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刘孝雨抓贼行为的评判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对刘孝雨本人和“刘孝雨现象”，都应当用历史的、全面的眼光去评价，对一个人不能一会儿捧得高高的，一会儿又把他摔得重重的，要用功过分明的眼光，客观、真实和公正地进行评价和分析，不能因功遮掩过，也不能因过而抹杀了功！”

　　石英分析说，人们往往用“一俊遮天”的眼光去认识一个人，在过去的各种媒体的宣传上，常常宣传的是刘孝雨擒贼的个案，将其特长人为地“放大”，导致认识上的绝对化和片面化，使人们难以看到真实、客观的刘孝雨。而事实上，社会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完人。他认为，刘孝雨当年备受各种媒体的关注，说明他在抓贼上确有特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媒体的不断报道，不排除本是平常人的刘孝雨“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的可能，有被所获赞誉冲昏了头脑的现象。但要用辩证的眼光去评价刘孝雨及其现象，如果抓了100个贼，而其中10个贼在抓获过程中有不尽如人意或引起争议之处，就不能因此而否定了他所抓的90个贼的正义行为。

　　(本报西安6月6日专电 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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